楚生产工具

芳心

楚生产工具

摘自 刘海章 主编《荆门历史风貌》

辑录  刘芳

  荆门楚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铁器，而且主要是应用于农业的生产工具。它们的出土,对于研究范国的治铁业和农业生产状况极为重要。

  铁器的出现,是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青铜器的铸造，早在殷商时代，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成为当时的第一重器。各种青铜礼器制作精巧，装饰华美,成为满足上层贵族享乐需要的奢侈品。随着冶炼铸造的不断提高，人们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调整锡铅铜的比例，创新工艺流程，用复合金制造出经二千余年后仍保存如新、利可断发的越王剑等。对于铜的运用,达到了娴熟的极致。人们在用铜的过程中发现了铁，并用冶铜的技术和设施冶铁和制造铁器。根据出土文物分析，楚文化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

  铁器的使用，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由铁器的性能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我国以农立国，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历史的必然。铜缺乏必要的坚硬度,应用于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局限。铁的硬度大,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管子》载:“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铸,一锥，一铚,然后成为农。”出土文物所见，铁器大多是农业生产工具，所以，文献资料记载的农具，也应该就是铁器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记录。

  铁的熔点高，铜的熔点低，生产铁器比生产铜器需要更高的技术。铜大量应用于礼器和工艺品的制作，尚难满足其他领域的广泛应用，而铁弥补了铜的不足,使金属器的应用扩展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铁的出现是生产工具历史性进步的标志,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指示器,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革命力量。恩格斯说:“铁使人有可能在广大面积进行耕作，把广阔的森林地域开垦为耕地，它所给予手工业者的工具,其坚牢而锐利程度是无论什么石头或当时所有的任何金属都不能与之匹敌的。”

  楚国在春秋晚期已有块炼铁和白口生铁，而且将块炼铁提高到块炼渗碳钢。随后又出现铸铁柔化术。战国时代，铁器的出土数量较大。但是,铁器与铜器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极大的悬殊。铜器发现地点多而出土量大，铁器发现地点少而出土量极小。正因为如上种种原因，荆门响岭岗遗址等地出土的一批铁器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楚国农具和农业生产的宝贵资料。

  锸  响岭岗遗址出土,T19③:53号。凹字形，双面弧刃。长9厘米，刃宽9.4厘来。其使用方法是在长柄木叶的下端套接凹字形铁口，长柄在木叶的一侧或中部，空出的部位是脚踩的着力点。

  这种锸的凹字形铁口,因装柄的方法不同，又可作为锄、耒使用。锄因柄的长短差别而形成实际应用过程中用途的不高。在凹字形铁口上安装曲木柄，即为锄，用于中耕除草、间苗、松土、点种，也可用于挖坑起土。在荆门(出土地点与共存物不明)，曾采集到形体较大的凹字形铁口，长22.5厘米，宽13厘米,平刃，系作锄之用。在凹字形铁口上安装较短的曲水柄，人无法直立操作使用的是手锄或手铲。耒又称“双齿锸”“两头锸”。它是一个长柄，下端的木叶分叉,两个凹字形铁口套在两叉头上。双齿入土，用力向前翻动。楚国的农业生产实行的是“火耕而水耨”的生产方式。锄、锸、耒是适应这一生产方式的需要而产生的。

  长方形斧  135号。木柄,铁斧。斧身长方形，对称双面平刃，长方形銎，木柄两端粗，中间略细,前端截面近方形，后端截面八棱形。前端用木榫将柄与斧身榫卯固定。斧长14厘米，刃宽5.6厘米,柄长70厘米。

  钺形斧  面响岭岗遗址出土,T3②:52号。上半部呈长方形，下半部弧刃较宽，上下呈弧线连结。一面平而光滑，另一面包合成方形銎，向下穿透。长7.4厘米，刃宽7.2厘米。

  锛响岭岗遗址出土,T15③:51号。梯形，一面垂直，一面倾斜,弧刃，长方形直銎。长8.4厘米,刃宽2.8厘米。

斧和锛都是劈砍木材的手工工具。

  镰 响岭岗遗址出土,T11②:55 号。背弯曲,薄刃凹弧，柄端一侧卷起成栏状。它是收割农作物的工具。

  钢针  374号。鼻部扁平，椭圆形鼻孔，体截面圆形，锋残。直径0.08厘米，鼻孔径0.06厘米,残长8.18厘米。楚国在春秋晚期已有块炼渗碳钢，钢针的出土，说明楚人已将渗碳处理技术应用到日用器具的制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