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篇

芳心

文化篇

崔仁义

       摘自 刘海章 主编《荆门历史风貌》

        辑录  刘芳

                                         

         原始文化

   人类是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的,属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1963年，荆门掇刀石龙骨井中出土的剑齿象前牙化石,经鉴定，属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偶蹄目、象科,距今约300万年。人类在此时已出现在地球上。剑齿象前牙化石的发现，证明荆门在300万年前栖息着哺乳类动物;由于它与人类具有共同的生存环境,所以剑齿象牙化石的出土为寻找远古人类踪迹提供了重要线索。

   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考古发现在长江中游存在距今9000- 7000 年前的原始文化--城背溪文化。 随后，依次发展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大溪文化距今7000-5500年,因1959 年文物考古工作者首次在四川省巫山县大溪发现和发掘而得名;屈家岭文化距今5500- 4600年,因1954年首次在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发现和发掘而得名;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 4000年,因1955年首次在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发现和发掘而得名。

   荆门地区现已查明的原始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总计近30处。它们遍布城区南北，多分别分布在以汉水、沮漳河和长湖等水系为轴线的岸边岗地。人们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既得水之利，而又避水之患，是人类认识和适应自然，以求得生存的物质基础。

   在我国古史的传说中，有着大量的关于远古人类创造发明的神话，如炎帝诞生，钻燧取火;少皞生般,般始作弓箭;蛛蝥首作了网罟;王亥驯牛;神农开拓农业;昆吾始作陶器等等。它们是原始人类长期观察、认识和征服自然界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功绩,所谓王亥、神农、昆吾等只不过是以人格化的形式，反映了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高尔基说“......除了生命之外，大自然没有赐给我们任何东西，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我们自已从大自然那里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荆门出土的原始文化遗物，展现了原始人类生产生活的漫长历程。

   原始生产工具

   在荆门荆家城等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它们以石器为主，少数品种为陶质，这些工具用于生产活动的不同方面，是人们谋取物质资料，求得生存需要的具体手段。

   石斧、石锛，石铲等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在荆门原始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均有发现，这说明荆门至迟在6000年前，人类已在这里定居生活，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石斧,呈梯形或长方形，通体磨光，一端两面磨刃。装上木柄，即可作为砍伐的工具。石锛，与斧的区别是单面磨刃，主要用于挖掘。石铲,作梯形，形体扁薄,刃成弧线,两面磨制而成,通体磨光，上端对钻圆孔。它具有多种用途,但主要用于松土和清除杂草。

人类使用和制造石器的历史漫长，是几千年的文明时代不可比拟的。使用磨制石器是石器时代发展进化的后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在考古学中称这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而在磨制石器之前，人类使用的工具以打制石器为特征,其使用时间之长，又为新石器时代所不可比拟，在考古学中这一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使用和制作的石质工具,简单而粗糙,未经磨光。一块石头,经过一定的工序而打击成形，显露的棱角就成为发挥作用的关键部位。然而,天然的鹅卵石，光滑而圆润，,经过打击同样可以产生棱角，具有使用的效果，而且便于手握，产生舒适感。 由此，人们得到启示,逐步制造出打磨光滑而便于手握的石器。从此,告别打制石器的历史阶段，而进入到磨制石器的新阶段。荆门出土的磨制石器就是从旧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石斧、石锛、石铲的出现，凝结着人类的智慧，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见证。

   荆门荆家城、贺家套等等遗址不仅出土了农业生产工具，而且出土了从事渔捞的网堕，进行狩猎的武器和标志着纺织业兴起的纺轮。  

   网堕,略呈束腰“8”字形，是系于网上捕捞鱼类的用具，箭镞，石质，两翼，如三角形尾部有铤。它是与弓配合使用的狩猎武器。弓箭发明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为在狩猎经济活动中获取更多食物提供了重要保证。它具有射程远、速度快、杀伤力强等特点,因而它使人类的劳动工具超越了时空限制，并将有效率达到新高度。它是人类生产工具制作史上的一次飞跃，在兵器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渔猎工具与农业生产工具并存，说明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农业经济与渔猎经济起着互补的作用。据已经发掘的同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出土实物情况分析,大溪文化时期的渔猎经济和农业生产并重，随后逐步转化成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经济降居次要地位。但在狩猎经济的基础上，又出现新的经济形态，人们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逐步掌握了某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并把它们驯养成为家畜。据出土实物，大溪文化时期，人们已驯养猪狗鸡等动物。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

   纺轮，作圆形， 中部穿孔，边缘中部起棱。它是人们从事纺织的工具，在纺轮中部的一孔中，插入一根绕线棒，即可纺纱，纺轮在大溪文化中已经存在，到屈家岭文化时,出土数量大、制作精、样式繁多，彩绘纺轮独具特色。纺轮的大量出土，是纺织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我国对纤维的应用，可追溯到一两万年前。山顶洞遗址就出土过骨针，长8. 2厘来，最粗处0.33厘米，针尖锋利，针眼较小。纺织业的兴起,经历了由纺线到编织，由编织到纺织的阶段；它的应用，增强了人类抵御大自然中风寒侵袭的力量，也为人类进行其他物质资料生产创造了条件。所谓“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其实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结果。

   原始生活用器

   生活用器是指人们加工食物的用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用品。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是运用陶器对食物进行加工、盛放和食用。

   然而，由生食变熟食，由一团乱泥而变为可以使用的物品，它们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是对火的使用。

   火是一种自然现象,在人类出现之前，它客观地存在着。但人类利用火为自己服务，却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据现有材料,我国至迟在北京人时期已经用火和有能力保存火种。自从人们认识和掌握火之后，人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而开始了熟食的新生活，从而提高了人类的身体素质。随着火的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火作为一种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熟食的形成、陶器的烧制,冶炼的发生，......这一切离开了火的作用,简直不可思议。火.给人们在严寒的时候以温暖，给黑暗的夜晚带来光明,给人们驱赶野鲁、免受灾难以强大力量，给人们围攻野兽、获得食物以新的希望，给人们在荆棘丛生的地带进行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在长期保存和传递火种的基础上，逐渐发明了人工取火。我国传说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即是关于发明人工取火的记录。火的发现和人工取火的发明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伟大胜利，是人类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

   陶器的发明 ,是新石器时代的重大成果和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对于火的具体应用。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距今约10000年，出土于江西万年仙人洞。荆门出土的陶器从大溪文化开始。制作陶器的发生,是人类在实践中长期观察和认识的产物。定居生活是人们反复观察的基础，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产生新的需求，食物性状的改变迫使人们进行新的思考。雨过初晴，人们在居住的场所，在一片乱泥中留下一个个脚窝，经过一堆篝火长时间的炙烧而变硬定型；人们为了保存火种，长期烧烤的地面或坑壁，都会因此而变硬，甚至成为一定形状，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人们由无意到有意，由观察到实践,经过无数次的反复,于是，第一件陶器终于诞生了。由此而扩展，陶器的应用日益普遍，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制造陶器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制陶技术逐步提高，由制作简单而粗糙的器物日趋过渡到制作复杂而精致的器物，由不加装饰的素陶发展为装饰华丽的彩陶，由实用器而演变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明器（或艺术品）。   

   荆门荆家城遗址出土的生活用器是制陶技术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产品。出土的大溪文化时期的器物种类较多，有碗、器座、豆、盆、罐、钵、鼎、缸等。碗,作敝口，双腹，上、下腹之间曲折相连，下腹底部有一个圆圈形足。豆，作敛口，浅盘，盘下有一个空心喇叭形座。器座，正视略如梯形，上口小而下径大、器壁呈弧线外鼓，镂孔。盆，作敛口，沿内卷，鼓腹，至底内收。罐，仰折沿、敛口、鼓腹、至底内收。鼎，犹如在罐底设置三足。这些器物多为泥质红陶，夹炭红陶占有一定比例，绝大部分施有红衣，或红褐色衣。由于烧制火候的差异，有的器物内壁呈黑色。在制作上，以手制为主，把泥巴搓成条状，逐层垒筑，制作成形。然后运用慢轮修整,把器物的表面抹光。人们除了注重器物的实用性外，还讲究装饰艺术。在器物的附属部分镂孔,在器物的表面制作出一个个圆窝，或描绘出一圈圈带纹,或附加一圈泥条,并通过泥条加工成使人产生快感的形状等等。出现于大溪文化晚期的快轮制作技术使陶器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辉煌的时期。它的分布在大溪文化分布范围的基础上扩大了许多;同时，近年考古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已出现城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物质文化生产已取得较高成就。

   彩绘纺轮和蛋壳彩陶在屈家岭文化中独具特色。所谓“蛋壳彩陶”是说陶器的器壁薄如蛋壳,并在器表以不同的颜色描绘出各种花纹,经实测胎厚仅0.5-2毫米。这是制陶技术进步的反映。荆门拾桥镇肖场遗址、官垱镇孙家台遗址、五里镇踏车畈遗址、毛李镇荆家城遗址等，均有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出土。目前所见，陶器的种类有钵、豆、碗、盂、杯、甑、壶形器等，壶形器在屈家岭文化中颇具特色。

   由于实用的需要人们发明了陶器。然而，由于观念形态的作用,陶器的实际使用超出了这个范围，被赋予各种不同的意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独在进入文明时代存在，而且在原始社会早已出现。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中,陶器和生产工具也成为死者的陪葬品。同时，陪葬品的多少又是财富观的反映。死者生前占有财产多，反映在墓葬中则是随葬品丰富;反之，则在墓葬中较少或一无所有。到石家河文化时期，这种两级分化现象，日趋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