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化艺术

芳心

原始文化艺术

摘自 刘海章 主编《荆门历史风貌》

辑录  刘芳

   荆门出土的原始社会时期的文物既是研究当时人们生产生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原始文化艺术的宝贵材料。

   器物的造型和色彩凝结着人们的审美情趣。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活用器，它们都以对称的特征而定型。人，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自然进化意义上的人，他的身躯的各个构成部分，经过不断的调整,逐步产生了分工，功能不断得到充分发挥；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意义上的人，他又不断地在观察和认识自然界，并能动地使自然界成为服务于自己的对象。自然界中，许许多多的现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一片树叶，一个动物，包括入自身，都以对称的形式而出现。对称濡染了人，人的心灵激荡着对称的愉悦感。所以，人的创造活动中的物质形态的对称性，倾注了人的情感；各种器物造型的对称性，是人的审美情感的反映。

   在大溪文化中，陶器的颜色以红(褐)色为主，涂有红衣；在屈家岭文化中,陶器的颜色以黑色为主；在石家河文化中，陶器的颜色以灰色为主。虽然因地区的差异，它们各自的比例不完全一致,但是，它们的发展过程显示了变化的总趋势；虽然因烧制技术水平的不同，可以产生不同颜色的效果，但是，有意识地涂上红衣，却打上了人的喜好烙印。这种差别的客观存在,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崇尚心理。

   “红色含有热烈兴奋的情调，是充满刺激性的、令人兴奋的色彩”,具有生命和力量的象征意义。早在山顶洞人时期,红色的物品就已成为丧葬礼仪中的祭奠用品，在一具老年男性人骨架的骨盆和股骨周围撒下了赤铁矿粉。红色的自然物,在这里象征着火产生的力量，它驱赶着野兽，保护着死者;象征死者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只是安然入睡，他的肌体仍然流动着鲜红的血液。红色的物品成为传达人的心灵的指示器。大溪文化时期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界的威胁。面对野兽的侵袭，人们通过火的力量,驱赶了野兽,保存了自已。熊熊的火焰，流动的鲜血是生命和力量的显现。人们崇尚红色,在陶器上涂抹红衣,寄予了人们对于安定生活的憧憬。

   原始社会的人们不仅注重器物造型及其外表颜色的整体效果，而且描事自然物象、反映人的生活，制作艺术品或使用容物艺术化。大干世界成为人类的艺术源泉。

  大溪文化时期已有许多陶器经过花纹装饰。内容有细绳纹、刻划纹、戳印纹。绳纹有如若干条绳索密集地分布在器物的表面。刻划纹是就器物纹饰的制作手段而言的，即在器物成形之后，再在它的表面，用刻划等方法制作而成的花纹组织，使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纹饰,基本组合单位有平行线、菱形格子、斜线、编织和人字形纹、网格纹、锯齿纹、席纹、漩涡纹、草叶纹等纹饰。这些纹饰的形成,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人们将制作的实物形态移植于器物装饰的结果。菱形格子、编织和人字形纹等是当时编织手工业制作技术的反映;旋涡纹、锯齿纹、草叶纹等是人们对自然现象或自然物的描摹;网格纹是人们从事渔捞活动的反映。彩绘纹饰在大溪文化时已出现,荆门荆家城遗址就出土过彩绘陶片。陶器的施彩主要是红衣黑彩,纹饰有横条纹、横人字纹、水涡纹、水波纹、绳索纹、网络纹、点纹、“非”字形纹、三角纹、羽毛纹、草叶纹、菱形纹、弧线三角纹、太阳纹、禾穗纹、豆荚纹等。这些纹饰具有强烈的写实特征。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彩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出现了晕染法,使同一种颜色，在一件器物的部位上显示出浓淡不一的艺术效果。彩陶纺轮装饰华丽，花纹组织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使旋转的纺轮异彩纷呈，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太极图也是纺轮艺术装饰的图案之一。太极图的结构:好象竟相追逐的两条鱼而形成的整体圆形。它简洁、明快而富有动感，反映着明与阳相互对立、渗透、依存、影响，而又都是在积极地运动中体现出来，并透露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卦的发展过程。太极图纹出现在纺轮上，无疑对于研究我国神奇的八卦文化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装饰图案的写实化倾向，有力地推动着记录符号的产生。大溪文化中，已有大量的刻划符号出现在陶器上。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共发现刻划符号71个，它们是对自然现象、植物形象、动物形状、工具器物、人体及其各部分的抽象表示,还有表示数目以及其他方面的刻划符号。汉字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类象形是汉字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写实性图案在器物装饰上的应用到象形刻划符号的出现，是人类智力水平提高和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需要而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