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学炎70多年的交往（林发海撰述 ）

芳心

生死情缘七十载

----我与陈学炎70多年的交往

林发海撰述  刘经国整理

1938年,我家住在荆门县城关枣园街上四方口子下侧（现荆门市东宝区龙泉街办团结街），坐北朝南第二户。家有一套五进五出房屋，前面二进自住和开店，后面三进出租。当时我6岁，上有一个9岁的哥哥，下有两个分别2岁和4岁的妹妹。父亲在李祥兴杂货店当店员，母亲在家摆摊做小生意，原本一家6口人过着平静而安详的中等生活。但是，自从日军进犯荆门后，我们一家生活彻底被打乱，命运从此彻底被改变。

逃难结缘

1938年7月，日军开始轰炸荆门掇刀飞机场（临时军用机场）。11月，日军出动飞机百余架次，狂轰滥炸荆门城区，顿时火光冲天，血肉横飞。除枣园街（现为团结街）、三里街（现为民主街）的极少部分建筑外，整个城区房屋基本被炸毁，大量平民伤亡，财产损失无数。城区居民纷纷逃离，父母也不得不带着我们，跟随大批逃难人员，漫无目标地四处流浪。

父亲小小个子，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是幺妺（小名如兰，也称幺儿），一头是炊具；母亲迈着三寸金莲，背着一大包衣物；我和哥哥林发权、大妺林发俊（小名桂兰），各自背着自己的换洗衣物。先后向西向北逃经石莲、姚河、栗溪等地，生活漂泊无着。1938年底，我们反转逃回烟墩集安团（团防所在地，现为栗溪镇尖山村），从此借住在陈学炎家里。

陈家位于一座小山脚下，这里仅两户人家。一户是陈学炎家。家有老两口子和一个儿子（就是陈学炎），一个童养媳（姓陈），一共四口人。当时，我称呼老人为陈大爹（不知名字）和许妈，叫他儿子陈学炎为陈大哥（比我大5岁），叫童养媳为陈四姐（约与陈学炎同为11岁，在家排行老四）。另一户是尹婆婆，一位孤寡老人。她有几亩田地，自己无力侍弄，租给陈家耕种。过去租种田地的规矩是，田主必须为租户提供房屋，所有费用都在田亩课粮之中，居住房屋不用另外付费。丰收年一亩交租两石（音担，一石相当于120斤）五斗谷（一石等于十斗），灾年酌减。陈家所住房屋，其实是尹婆婆的正屋。

陈家居住的房屋坐西北朝东南，是一座木梁柱加土坯墙房屋，外墙土黄，顶盖灰瓦。尹婆婆把正屋留给陈家，自己借助正屋西面山墙，搭建一个小偏房，独自吃住。正屋前方是个小稻场，稻场前面是一条一个宽小路，路往下是一条给稻田引水的小简沟，简沟下面是一条小溪。平时溪水很浅，仅能没及半截小腿。陈家租种地在小山旁边不远的山洼子里。小山包前后左右都是大山。

陈家租住的房屋是一个二进房，呈长方形布局，短边朝向道路，分前中后三部分。从大门进入前庭，是一间厅屋，里面搁放犁、耙、镰刀、锄头、风斗、连耞等农具。从厅屋进入中庭，是一个天井，左边厢房住着陈四姐（未到圆房年纪），右边厢房原来也放些杂物，我们到来后就腾给我们住。右厢房前边突出的一小间父母住，厢房后边搭个竹床我们小孩住。右厢房最后边是个厨房,厨房前有个火笼屋。火笼屋里有个小火堂，火堂呈圆柱形，用泥土砌就半尺高。里面四季燃烧木柴，保存火种，永不熄灭（一旦熄灭，必须到几里外引火），方便生活取火。从天井再往里走是后庭，后庭正中是堂屋，摆放四方饭桌和条凳，靠墙的案桌上供奉着陈家祖宗牌位及神像。堂屋的左边是陈大爹和许妈的卧室，右边是陈学炎的住处。房屋的西北角靠墙建有一个猪圈，圈门朝外开，给猪喂食时，需要出正门绕墙过去。

陈家租地山下种水稻，山上有旱地，种植大小麦和蔬菜。因人口少、负担轻，全家人也很勤劳，外加有一手熬麻糖（麦芽糖）的绝活，麻糖圈乡销售，糖渣就地养猪，有米有菜有肉，有零钱有副食，所以生活比较宽裕。

相处情深

我们逃难落户陈家时，陈家人对我们都很好，各方面都非常关照。当时，我们兄妹四人都还小，父母生活在城里，一直从事小生意，基本没干过体力活，也不大会砍柴、种菜。陈家人对我们说，你们烧柴就去我们柴堆里拿，吃菜就到我们菜地里摘。但是父母是有羞耻感的人，有尊严、要面子，白吃白用人家，时间太久，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他们见我们不动他们的柴草和蔬菜，陈家父子和陈四姐三人便亲自上山，专门砍了一堆枝子柴和一堆劈柴，单独分开堆放，并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你们的了。又划出一块菜地说，这些菜给你们了，你们随便摘的吃。

山里比山外气温低很多，特别是冬季天寒地冻，路面及溪水结冰，下河挑水很滑溜。山外生活的人一不小心，会摔个七仰八叉，把扁担和水桶摔坏是小事，有时还会摔折胳膊和腿。父母个子矮小，还不能很快适应山里生活。陈大爹个子很高，接近一米八。儿子陈学炎身材瘦高。陈大爹善解人意，一有雨雪冰冻，主动把我们水缸挑满。那个时候，陈大爹经常自己动手，用铁匠铺打的土剃刀，给陈学炎剃头。这时候，我们小孩子会跟过来，好奇地围观，陈大爹就顺手把我和哥哥的头也一块剃了。这以后，一到头发长到一定程度，陈大爹就免费给我们剃头。

山里季节比山外一般晚半个月。前一年秋季，会在秧底田种一季红萝卜；次年正月十五以前，收获萝卜后，就开始沤秧底田，就是先放水翻耕，耙细泡溶，加入栗树叶、猪牛粪沤肥，一到季节就开始下秧。

陈家每年从地里收获很多红萝卜，不用洗净，直接装上满满几大缸。缸有小孩脖子高，用旧铁锅反扣着，再用旧衣服和麻布塞住缝隙，可以长久保持萝卜新鲜。下一季蔬菜接茬之前，就靠慢慢吃萝卜，度过这段淡季。萝卜可以当水果生吃，也可以单独或加肉炒、炖等，陈家也经常分些给我们吃。

陈家熬糖手艺远近闻名。他们先把大麦、碎米用水浸泡若干时辰，然后用烧箕（竹制厨房用具）把大麦沥干，再铺上浸湿的稻草，等大麦发芽后，用石磨将麦芽和碎米磨成糊状，再加水放进锅里煮，等煮到适宜熟度后，再用纱布包住挤净汁水。剩余糖渣用来养猪，汁水则继续倒进锅里熬，直到把水分蒸干，剩下的就是粘稠的糖须（乡民称为糖须子）。等糖须稍凉，形成半固体状，趁热捏成粗壮长条，一头挂在一个“上”字形木嘴上，另一头用擀面杖挽住，像拉面一样不停地来回拉扯，糖由浅红色逐渐变成白色，而且越拉扯糖越白，最后再把糖拉成均匀长条，平铺在簸箕上，待糖冷却凝固，麻糖就熬制成功。要吃麻糖的话，就用凿子敲打，脆糖会裂出不同的块状。另外，陈家还用麻糖制成多种美食，比如在糖还未出锅时，加入炒米，制成小圆球形的麻糖果子；加入熟芝麻，制成小指粗圆柱形的麻果等等。

陈家基本上是三天熬一次糖，做成麻糖、麻糖果子后，父子两人挑起担子，走村串乡，边走边敲打手锣，高声叫喊：“卖麻糖啰……”有人要买麻糖，他们就停下担子，一手拿起板凿，一手挥舞小锤，根据顾客金额多少，敲打出大小不同的糖块。常常有卖不完的麻糖，陈大爹就挑回来，分给我们吃，做好的麻糖果子也会送些我们，以至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每次看到陈大爹挑担出门时，内心都暗暗期盼，希望这次又有卖不完的带回来。

陈家在猪圈养了几头肥猪，每每临近春节会杀年猪，送给我们一些鲜肉。大年三十，还邀请我们一家一起吃团圆饭。

绝境救险

1940年6月5日（农历五月初一），从东北面圣境山方向，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声音由小到大。在城里被炸怕了，一听到飞机声响，我们就疯狂向外飞奔。准备通过稻场，下到河沟，穿过小溪，躲进对面大山丛林中。但是刚过稻场，飞机就飞临头顶，我们只好顺着地势，躲到稻场下坡的岩壁边。岩壁2米多高，顶上是茂密的荆棘杂草，下面是窄浅的干简沟。上面阳光普照在明处，下面杂草丛生在暗处，所以从上往下看不到，从下往上看得清。我们一家人贴着岩壁，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上面，竖起耳朵闻听动静。

不一会，就听见行人的脚步声。我往上一瞟，只见一队日本兵，脚蹬浅黄色牛皮鞋，在稻场前小路上，从右往左，一字前行，整齐有声。为首的斜举太阳旗，后面的都背着枪，枪刺上闪着寒光，还有的扛着机枪。队伍行进将尽，我就纳闷了，人人都说：日本鬼子烧杀掳虐，无恶不作，他们怎么连屋都不进呢？正在琢磨的时候，几十个日本兵已经走过稻场，收尾剩余两个，一个拎着个壶，先后向陈家大门内和尹婆婆的小偏房泼油（后来猜测可能是煤油），另一个跟着点火，两座房屋立刻起火燃烧。

我们心里很急，心想：这下可完了。等到日军走远后，我们急忙从草丛中钻出来，只见陈家已在全力灭火。原来慌乱之下，陈家往后跑，我们往前跑。日军离开时，他们看的更清楚，所以第一时间冲出来灭火。只见陈大爹只身上房下瓦，其他人有的帮忙接瓦，有的提水浇火，有的用扫把或树枝扑打，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将火扑灭，避免了更大灾难。

以后得知，凡是日军经过的地方，都要烧光杀光。阴历五月底的一天，从外面传来消息，说日军又来乡下扫荡（乡民称之为打闹）。父母害怕极了，慌乱中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了一包炒米就往外逃。在沿着山路乱转时，偶然发现一个隐蔽之处，就把我们躲藏在里面。

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山沟中，上面大树参天，枝叶遮盖严严实实，下面有个小空间，可以供六人容身。下雨这里行洪，平时这里没有明水。天慢慢黑下来，尽管是夏天，山里白天凉快，夜里也很冷。父母用被子把我们四人围住，慢慢地我们兄妹四人睡了，他们却不敢大意。当时山里野豹出没，常有伤人传闻。他们一人拿着一根木棍，整夜守护在门口，生怕野兽伤害我们。

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山沟里，我们整整躲藏了三天三夜，随身携带的一点炒米早已吃光，外面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联想到日军暴行的传闻，我们还是不敢轻易回家。饥渴交迫之际，父亲趁着夜色，拿着我们的棉衣，小心翼翼地摸到山下秧田，将棉衣浸湿，再带回山沟，拧出水来给我们喝，我们早已饿得奄奄一息。

另一边，陈大爹和许妈熟悉地势，消息灵通。他们知道安全后，提前回到家里。知道我们几天没有回家吃饭，就为我们做好可口的饭菜，有白米饭、炒鸡蛋、蒸腊肉等，让陈大哥送给我们吃。因为地形不熟，陈大哥转了几圈，也没能找到我们，便将饭菜原封不动地提回家。陈大爹见状说，他们一定就在附近，不会躲得很远，哪有找不到的？转身带着陈大哥，将饭菜重新提上，辗转山上山下，终于找到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全家这才饱餐一顿，躲过了生命的一劫。

守望情牵

1942年春季，父亲联系到了原来的老板李祥兴，就逃到李祥兴的佃户家----周集乡吴家湾，从此我们离开了陈家，开始了新的东逃西躲、流浪度日。之后，小妹因为病饿而亡。年底，父亲又遭匪兵殴打，无钱医治含恨去世。1943年初，我和哥哥为生活所迫，开始给人家当放牛娃。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9月，母亲把我、哥哥、大妹三人，从逃难地带回荆门城区。在我们前后七年的逃难岁月中，在陈家的三年是我们难得的最好的日子。

在陈家时的一天，父亲曾突发奇想，想要一根拐棍老来拄，就带着我和哥哥，满山遍野寻找。我们在山里转悠几天，终于找到了满意的棍子，是一根被藤蔓缠绕的小树。父亲砍回家后，剥掉缠绕的藤蔓，掐头去尾，剩下一米多长，顶端有圆弧形把手，下端有螺旋上升藤纹。陈大爹用刨子刨得光光溜溜，父亲再用棕红油漆漆好，这样就做成了一根古香古色、典雅别致的文明棍。父亲虽然很满意，但一直放着未用，待我们离开陈家时，却忘记带走它。我们回到城区后，陈家知道了我们的住址，专程把父亲的拐棍送到我们家，但此时父亲早已作古。睹物思人，感慨万千，我们一直把拐棍珍藏，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纪念，也是陈家恩情的永久见证。

1946年至1947年间，陈大爹还从深山老林，砍伐12根无节、笔直松木，锯成0.4×2米的圆木，分6次带着陈大哥，各扛一根（大几十斤重），跋山涉水，穿山越岭，走街串巷，步行50多里，送给母亲做寿木（棺材）。松木送到后，母亲觉得受人太厚，坚持加倍付钱，但陈家父子不肯，只象征性地收了点工钱（成本钱）。每年冬季，陈家父子烧好炭，都给我们送栗木炭（栗木炭火足无烟）。每次他们到来，母亲都用上好的酒菜招待他们。

过去的习俗是，上等寿木用12根松木做，制成十二圆花。长辈的寿木提前做好，摆放在家里，寓意家人升官（棺）发财（材），是很好的兆头。1953年或是1954年寿木做好后，用黑色生漆漆好，郑重地摆放在厅屋，母亲非常满意。记得刚漆寿木时，妹妹对生漆过敏，无意间靠近了一下，浑身起红疹，进而溃烂，好久才得以痊愈。1956年国家倡导殡葬火化政策，七十年代中荆门城区开始禁止土葬，母亲的寿木显然用不上，但乡下还允许土葬，于是母亲把寿木折价转给胡集的亲戚，妹妹乡下的公爹去世后，享用的正是母亲的这口寿木。

失缘续缘

后来我和哥哥、妹妹分别离开荆门城区，赴外地工作，各自成家，单独生活。妹妹成家早孩子多工作忙，母亲独自在家也不方便，先跟着妹妹生活，然后去沙洋帮我带孩子。从1971年起，母亲又随妹妹到烟墩公社却集管理区生活。这样老房子一直空着，既没人照料，也无钱维修，早已破烂不堪。母亲迫不得已，于60年代末出售一半房产，70年代中处理掉另一半。从此，我们和陈家失去联系。

多年来，我们一直惦记着陈家的恩情，特别是1992年我退休后，每每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心里总是念念不忘陈家的好处，一直在打听恩人的消息。

大约2006年秋天，老伴徐礼芳在荆门二医住院，闲谈中得知同房病友是安团人，我便问他认不认识陈学炎。他说，有一个叫陈学炎的八十岁，我们经常一起放牛，但不知是否是我们的恩人陈大哥。我便拿出一个纸条，写上自己的姓名、电话号码，以及我们逃难时陈家的地址，还有当时生活的简单情况，请他代为打听联系。病友出院后的第三天，我就收到回复电话，通过交谈之后我确认，打电话过来的就是我们多年寻找未果的恩人陈学炎。

我邀请他到荆门我家来玩，他说不知道地址，我说您来荆门后在苏畈桥上等，我去接您。不到一星期，他的孩子用摩托车送他来荆门，在苏畈桥联系我，我就过去接他。我到苏畈桥时，看到有位老人正在东张西望，我上前说：我是林发海。他说：我是陈学炎。这时，陈大哥已经八十岁，我也七十好几。陈大哥完全没有当时的模样，他头发花白，周正的国字脸布满皱纹，皮肤红里透黑，身材仍然高大，身体特别硬朗。我们紧紧地握手，深情地拥抱。

之后，我和妹妹各请他在家小住几天，我们邀请他进城逛逛商场和名胜古迹，想趁机给他买一身新衣服，但是他觉得城里没什么好逛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喝小酒，一起逛我家旁边的石化公园（现为小观园），共同回忆往事。我们离开安团后，陈四姐到了年纪，他们就成婚，生育一个女儿。女儿长大后招了上门女婿，生育一个外孙女，奇特的是陈家竟然四代单传。陈家因为负担不重，过去种植水稻、小麦、大麦、蔬菜，养猪、熬糖等，现在还种植香菇，生活一直比较稳定，一家人平安无事。陈大爹、许妈、陈四姐先后去逝后，陈大哥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一周后，我和妹妹决定送他回安团。临行前，我们各送他一千元现金。我们先坐车来到圣境山东边山脚下，然后一起步行10里山路，花两个小时才到陈家。发现陈家房子和过去样式差不多，但是面积大了许多，而且方位和过去的似乎对不上，我疑惑地问。陈大哥说，原来尹婆婆的房子还在，只是全空着。现在的房子是寻地另做的，外孙女也做了自己的房子，就在陈大哥家旁边不远。

陈大哥和女儿、女婿热情招待我们，吃饭、喝酒、天南海北地聊天。时辰不早了，陈大哥送我和妹妹上路回家。走了不远，他突然返回，从家里背来一个十多斤重的金黄大火腿，执意要我们带着上路。我们说自己家里有，而且要走10里山路，天色不早了，自己背不动，也不能让陈大哥家人送，所以就谢绝了。

知道了双方准确地址后，我们恢复了密切的联系和往来。以后每年，我和妹妹都要去他家，看望他一两次，送给他一些副食，每人送一千元现金。每次他和女儿、女婿就像当年一样热情款待我们。

生死永念

当年事已高时，因为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我们还在外侄女婿的陪护下，多次去看望他。2012春天，我和妹妹带着些礼物，又去看望陈大哥，但只见到他的女儿和女婿。原来陈大哥已经去世，并和陈大爹、许妈、陈四姐一起，葬在不远的山坡上。

我们把事先准备的二千块钱和一些礼物留下，并让陈家女儿女婿带路，爬上山坡，扒开杂树和野草，来到陈家两代人的墓前。因为山林禁烟火，我们既不能为他们烧纸钱，也不能为他们放鞭炮，只能默默地向着坟墓，深深地躹了三躬，内心充满感激地说：祝恩人天堂永安！

                        2022年1月19日于广州

（原载于2022年4月7日荆门日报社所属九派通手机客户端， 2022年4月20日和4月27日茂名日报B3版往事栏目， 2022年5月11日、18日、25日、6月1日荆门晚报11版“时光·走笔”栏目分四期连载，2022年《掇刀文艺》第3期杂志总期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