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湖北保康的两次瘟疫
瘟疫,一直以来都是与战争和重大自然灾害并称的危及人类生命安全最大的三大灾难之一。在旧社会恶劣生存环境下,天花、霍乱、鼠疫、疟疾等重大瘟疫频发,加之民智低下以及医疗卫生条件极度落后等原因,人们面对瘟疫只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瘟疫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国民政府当年拨付保康县赈款的电文 在保康县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档案中,关于当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间十年瘟疫疫情的记载,其凄惨之状触目惊心,可见一斑。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湖北省年鉴》“人口近况”中记载,保康为三等县,有3个区,23个联保(乡),人口11万。民国三十六年,保康县政府统计人口为11.5万(不含当时南漳所辖的重阳、马良、店垭、两峪)。十年之中仅增长5000人,远远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瘟疫、疾病导致的批量非自然死亡所致。那时伤寒、痢疾、霍乱、白喉、疟疾、天花、麻疹、脑膜炎、回归热、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几乎年年流行,有些甚至代代遗传。当年保康县小人少,山大地阔,远近分割,缺少起码的疾病防治机构和医疗设施。人们求医问药,只能靠极少的民间中医、私人药铺,许多人无钱求治,只能更多地听命于巫医神汉的作法弄术,遇上瘟疫流行,结果可想而知。
据档案记载,民国二十八年欧店、金包发生瘟疫(症状不详),流行甚烈,仅史姓八户死亡33人,其中两户全家老少无一幸存。 民国二十九年,保康天花、脑膜炎、痢疾等疾病流行。这年九月,县长张联璜赴老河口,面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告疫情。张县长在报告中称:“本县今春天花流行,入夏天久无雨,大军过境,征雇频繁,夏多痢疾,秋后患者益多。如车峰沟纵横10里,死亡40余人;祈家沟不足百户,已死亡百余人……”十月十八日,张联璜在给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呈文中称:“亲赴各区巡视所见,疫之猖炽,仍如前状,疟疾、伤寒、时疫等症随处皆是,九月底前,全县业已死亡1200余人。”
民国三十年,全县六种传染病流行,其中烈性传染病两种(天花、霍乱),以交通沿线发病为多,发病总数不详,死亡人数达15772人(以壮夫为多),仅三区(今马桥、金斗、寺坪一带)患病人数就达13500余人,死亡5673人。《新湖北日报》民国三十年六月八日第四版报道:“保康县近以瘟疫流行,死亡惨重,其家道贫寒及无存属观者,以无力购棺木,多弃之郊野,臭气蒸熏,非特有伤人道,概且妨碍卫生,本不忍之心,于五月二十三日召集各机关团体及当地慈善人士开会议决,就赈济款项下拨五百元准备棺木,掩埋野尸30具,十足令人惊异。” 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八日,百峰乡长陈仕新给县政府报称:“本乡第一、三、十一、十三、十四等保(即今九里川、百峰一带)近数日来天花流行,每日死亡1至3人,现正急剧蔓延之中,势如破竹。”
民国三十二年,《湖北省十一种传染病分类表》记载:保康发生伤寒98人;赤痢508人,死亡2人;斑疹伤寒21人;回归热106人,死亡19人;疟疾1090人;天花61人,死亡13人;白喉1人;流脑2人;猩红热2人。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新湖北日报》第四版登载:“现闻合作、金斗二乡天花流行,东流水一带已死亡20余人,仍在蔓延中。” 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仍以上述流行疾病为主。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盘龙乡报称:“本乡瘟疫流行,10室9病,死亡甚巨,病种系伤寒、疟疾等。” 新中国成立后,保康人民饱受瘟疫之灾难的状况才终于得到基本遏制。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府大力开展疫情的预防与治疗,并逐步完善城乡医疗设施和保障体系,防止了重大疫情的再度发生。 老河口:孙金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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