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博导调查报告：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

李勋明

                                                                                                                 一份博导调查报告：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

蒋高明，1964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平邑县，现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联合国大学SUMAMAD计划国际咨询专家。

一份博导调查报告：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文 | 蒋高明来源：环保部主办《环境教育》杂志摘要[size=1em]
[size=1em]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自2005年以来，身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我，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了一个生态农场。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应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调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调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13年春节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进入7月，调查区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

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农药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调查之四：河流变成臭水沟

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较大的河流，从江苏入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沿河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就是靠这条小河生活，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进行水处理。这条河至今也是临沂市以及沿线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进行各种水处理措施。

过去村里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这条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是用这条河去除身上的热气，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权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

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小河再往远处流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胆小的孩子是不敢走进去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小黄雀的鸟，羽毛金黄，小而灵活，孩子们的弹弓很难打到它。一到夏天，数不尽的知了响彻整个森林，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下课就去粘知了，拣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蝉，金蝉是蝉的幼虫，脱壳之后就成了蝉）。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内地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蒋家庄的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除去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引起重视。

调查之七：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调查之八：勤劳未必能致富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缘”。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三生有缘”，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坚强就一个儿子，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是不够。

四是养猪赔钱。蒋坚强去年养殖了50头猪，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那场猪瘟，蒋坚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当年万元户蒋坚强的返贫，也造成了许多相信勤劳致富、坚持务农的农民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勤劳致富被逆淘汰。

那么什么人在农村能够致富呢？据调查，下述3类人在农村是赚了钱的：

一是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头搞起来蛋鸡养殖场，养殖的废水直接冲进金线河，散发出来的臭味遭到村民暗骂。该蛋鸡场引进所谓的科学技术，让每只鸡一年可产400多个鸡蛋，常年不见阳光，抗生素、激素不断，他们生产的这种鸡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贩子卖到城市里去了。这种牺牲他人生存空间的人能够赚钱，牺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够赚钱，更奇怪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将这样的人树立为典型，这不是鼓励农民赚黑心钱吗？

二是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村里没有什么工业，不料，原本不值什么钱的沙子却值了钱，由于城市迅速发展，大量需要沙子作为建筑材料，沙子的价格很快上涨。有聪明人将集体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铲车和捞沙船向河道要财富，于是原本有净化能力的金线河变成了臭水沟，但承包河道的人个个都发了财。

三是能说会道的人。这类人衣着光鲜，上骗政府，下骗村民乃至亲戚父母，完全是不劳而获之徒。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都是县级政府掌控的，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骗术，包括对官员行贿，竟然空手套白狼，争取到了200万的大沼气工程，可见政府的涉农补贴很多是没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见，当今农村勤劳致富已成过去式，许多农民被逼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留下了的所谓有头脑的人，将德道良心和生态环境都变成了商品，发了财。而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李勋明

原文地址：北大才子：故乡农村的裂变 让人不寒而栗作者：云浓碍月
北大才子：故乡农村的裂变 让人不寒而栗


作者：杨仁旺
本文作者曾在2000年以江西永丰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市人大附中教师。


我的老家在江西庐陵，这里曾是欧阳修故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也曾是革命老区，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于斯，长于斯，出于对这片故土的热爱，从北大毕业后，我曾满怀着一腔热血，顶着巨大的压力返乡从教，算是对这片热土的一点点反哺。后来回京工作，故乡依旧萦绕心头，几乎每年过年我都尽量返乡探亲访友。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最近两年的过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未能回老家和亲人团聚。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赶回老家，带着孩子走亲访友，共话乡谊，再逛一逛昔日劳作的田野和儿时嬉戏的河流。其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惊讶于故乡的面貌变化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有些变化，甚至令我感到不寒而栗。虽然之前我看到过不少“返乡日记”之类的文章，描绘乡村凋敝的凄凉景象，也读过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对中国乡村的剧变有一些感性的认知，然而当自己回到故乡，直面家乡的面目全非时，心头依然涌起巨大的悲凉。


一、礼俗秩序崩塌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几天前，父亲领着我和在家务农的弟弟一起去山上给已逝的祖辈扫墓。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整个过程还是很有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先人的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茔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份脉脉温情。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虽然包办婚姻大为减少，这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奉子成婚”的现象却日渐增多。年轻一辈在城里打工，谈了对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补办婚礼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听闻的几场婚礼竟大多是这种情况。虽然“奉子成婚”也无可厚非，甚至办不办婚礼都应该成为自由选择，但是年轻一辈回老家办完婚礼后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他们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婚礼之外，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原本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各种讲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简化成了“一个红包一顿饭”的交情。而且由于年轻一辈大多外出打工，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亲友返乡后再办，有的甚至干脆就不办了。我小儿子的满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办的，原本打算在家里办，更加热闹一些，然而因为天气寒冷，帮厨不好找等原因，最后只好改在镇上的饭店办了，没有了想象中的热闹，一顿饭过后，亲友们便又各自散去了。


至于节庆，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已经名存实亡了，也就过年还保留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亲友们还能尽力回家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王宝强的这句歌词唱到了朴实农民的心坎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我们不管离家多远，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亲人的团聚。虽然在短暂的团聚之时，可能连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亲戚不走动，亲情便散了，过年还是为日益原子化的社会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黏合剂，让昔日人情往来密切，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不至于彻底土崩瓦解。


二、乡村教育凋敝


我上小学时，乡里有中心小学，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村小，乡里的中学每年也有不错的升学成绩，发奋读书成了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我们上学时的条件艰难和努力程度可能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见的，晚上点着蜡烛在教室自习，在路灯下温习功课等等都成了学生时代的珍贵记忆。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我们村里破天荒的考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本人还有幸成为当年全县的文科最高分，成为村里乃至乡里迄今为止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然而自那以后，村里的大学生日渐稀少，考上一本的都尚未再出现过。


我也曾思考乡村教育迅速走向凋敝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撤点并校”政策将各个村小取缔殆尽，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村里的朗朗书声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脉中断了。其二可能是打工潮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赚了钱，返乡后让子女辍学跟着出去打工，也有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不得不让子女辍学出去打工。乡里的中学只有初中，往往读到初三时，每个班里都有不少学生辍学出去打工了。原本读书上大学才是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后来发现考上大学未必能够赚大钱，并不比外出打工多挣多少，在这种唯金钱论的价值观推动下，学生无心恋学，教育日渐凋敝就自然而然了。其三可能是留守儿童群体日渐庞大，教育难度也超乎想象，由于大量中青年村民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在老家上学，由爷爷奶奶照看，离开了父母的陪伴与监管，加上游戏厅、网吧等外在诱惑越来越多，加之应试教育的模式未有大的改观，青少年厌学、逃学、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其四可能是优秀师资和优质生源的大量流失，由于条件比较艰苦，待遇又较差，乡里的学校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不少优秀乡村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高薪聘走，优秀生源也被城里的学校挖走，加之乡村教育投入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北大毕业后，我曾主动找到乡里的中学校长，提出希望到乡里中学任教一段时间，被该校长一通劈头盖脸的质疑之后不得不转身离开，选择回到县城我的中学母校从教。而在母校任教期间，我看到了应试教育越走越极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有模仿衡水中学之势，不惜将学生的应试潜能压榨干净。最终我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另寻能够实践教育理念的舞台。


没有了春风化雨的教育，乡村的文脉几近中断，前文提到的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等等乱象，可能都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有一定关联。如何拯救价值畸形的乡村，可能从长远来看，还要依靠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功，不在当下，而在未来。然而如何拯救日渐凋敝的乡村教育呢？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下乡从教之外，尊师重教的传统需要慢慢复归，尊重知识、不懈求知、敬畏和探寻真理、尊重多元价值等等应当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尊重金钱与权力，而这种共识的形成，还有极为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


三、一点思考与展望


返乡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令我不禁思考乡村剧变的根源何在，未来乡村的发展将往何处去？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鸿沟，中国的农村一直是被动地接受工业文明的影响甚至是掠夺，不论是统购统销，还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是农民工进城务工潮，中国走了一条“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道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建构出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延续了上千年的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变得支离破碎，不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变，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也面临重构，这一切来得太快，变得太剧烈，因此出现价值紊乱和社会失序也许是必然的。


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完了工业化之路，各种矛盾逐渐释放，逐步摸索出解决之道，而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格局之下，仅仅用数十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之路，我们遇到的问题、矛盾和冲突，社会遭受的巨大冲击，自然是集中涌现的。这些难题，西方国家可以借助时间的力量来慢慢化解，而我们却不得不集中面对，也许这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借鉴前人经验以获得迅速发展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如果我们不仅在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上借鉴西方经验，也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话，也许我们会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但中国社会面貌的恶化可能不至于如此严峻。“老虎们”可能不会肆无忌惮地祸国殃民，“苍蝇们”可能不会明目张胆地横行乡里，然而这一切在极权体制下，可能只是个假设而已。上世纪80年代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不仅民主化进程夭折，还加剧了极权体制走向更加极端的方向。


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将走向何方？这完全不是我等小民可以预料的，不过从目前已经在进行的试点，也许可以看出些许端倪。有的地方正在搞土地确权的试点，下一步可能就是放开农村的土地市场，让农民可以自由转让土地。中国的土地所有制非常奇葩，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国家，大搞土地财政），农村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土地后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如果村集体要出售土地，必须卖给政府，不能卖给私人或集体，连村集体出资开发的房地产都被冠之以“小产权房”，无法获得合法身份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为政府没有从中赚取土地出让金，这是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


然而与民争利的结局就是地方税收过于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城投债出现巨额亏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中央祭出的大旗是“城镇化”，鼓动农民进城，拉动地产消费和其它消费行业。而农民要进城，乡村的土地就势必闲置，因此先搞土地确权，再放开农村土地市场，让农民能够带着卖地的钱到城里去安家置业。


我无法想见如果这一政策在全国全面推行之后，乡村的面貌会发生怎样的剧变，资本大鳄们会如何鲸吞农村的土地，之后又会如何使用这些土地，能平整的土地可能会进行完全的机械化耕作，山沟里的梯田则可能要么抛荒（村里已有一个山沟的梯田整体抛荒了），要么进行特色开发。村里这几年建起的一栋栋新房可能将随着村民进城而人去楼空，越来越多的人向城镇聚集，“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可能难以寻觅了。


不管乡村往何处去，儿时记忆中的乡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有些说不出的眷念，但是时代大潮不可逆转，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替代农业文明可能是大势所趋，虽然按照王东岳先生在《物演通论》中提出的“递弱代偿”理论，文明的演进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个体的弱化和依存度的增强，也有一些人选择逆潮而上，离开喧嚣的城市，在偏远山村觅得栖息之所，但是更多的个体可能不得不被时代大潮所裹挟，走上这条前途未卜之路。


明年过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无法回老家过年了。当上房奴后，面对家乡的剧变和亲人的处境，我也倍感无奈与无力，除了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之外，我就只能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时代剧变之下的种种乡村图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乡，吾乡之面貌会变成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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