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格局
明堂,是中国古代建筑初期的一个特殊类型,它是按月令图式而设计的最具典型的实例。对于明堂的形制,古人多有论述考证。
《准南子・泰族》说: 昔者王帝论之灌政施政,必用三五、仰取象于天,俯取法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气氛,以合四时之节。俯视地理,以制度量,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仪之道,以制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以治之纲纪也。
这便是明堂设置的意图和设计指导思想。帝王行明掌之令施政,如何与天地自然相和谐呢?即明堂取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达到“调阴阳气氛,合四时之节”的目的呢?《礼记・月令》记载: 孟春,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居青阳太庙,季春,居青阳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庙,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庙太室。孟秋,居总章左个,仲秋,居总章太庙,季秋居总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太庙,季冬,居玄堂右个。
青阳、明堂、总章、玄堂4个太庙是明堂东南西北四正的庙堂;“个”是毗郐庙堂的夹室或阻房。这样,帝王依据士二月的时序,循着东南西北的方位来变换居住或施政的位置,以取得与自然变化同步的目的,并以此证明帝王政令是秉承天意,正确无疵的。
当游牧、渔猎生产进入农业生产为主的阶段后,人们必然能够从生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五谷的生成与不同方向和不同季的气候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进一步认识了方位、时序及它们之间的谐调关系和规律。为了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要对不同方向、不同季节、不同月份、不同神进行祈祷祭祀。如果这个祭祀场所的时空形式和祭祀的内容有着某种对应的关联呼应,那么它所赋于祭祀仪式的气氮就会更加浓厚。所以《准南子主术训》说: 百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时降,五谷番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 起初,明堂就是这样按时序季节和空间方位进行祭祀的场所,后来,明堂又成为天子布政施教的地方因其主要功能是“明政教”、“明渚侯尊卑”、“向明而治”,故有“明堂”之称。帝王对明堂的设置和设计莫不十分重视。 江明堂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夏代就有“世室”的记载;世室即是夏主的明堂。殷人的明堂称为“重屋”。明堂是周代以后的称谓。三代时明堂的形式“有盖而五四方”、“茅茨土阶”,大概十分简陋。战国以后,明堂形式在月令图式的指导下,极尽法天象地之能事,愈加复杂而讲究;至两汉时,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
《大戴礼记》载:
明堂九室而有八牖,…宫室之饰,圆者象天,方者则地也。…明堂者,上圆下方。 东汉蔡邑《明堂论》云: 堂方一百四十四人,屋楣圆径二百ー十大尺,通天屋径九丈,太大室方女丈,八达,九室,十二宫,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户皆外设。通天屋高八十ー尺,二十八柱布四方,堂高三尺,外广二十甲丈,四周以水。
《后汉书・祭祀志》说:明堂的形式是上为圆形以象法天圆,下面平面为方形象法地方。八个窗子通八风,四面通达师法四季,九个堂室象天下九州,十二坐室仿十二个月份….
北魏时的贾思论明堂制度时讲的更清楚:明堂平面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卦的策;屋的圆径为二百一十六尺,与乾卦的策数相同。太庙太室平面方六丈,取老阴数,室经九丈,取老阳数。九个堂室象九州大地,屋高八十ー尺,取自古黄钟吕的九九之数,周边二十八根柱子象法二十八星宿,外围周长二十四丈模仿一年的二十四节气。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明堂首先是向明设置于王城之南郊;其次,明堂的平面布置、立面形式、外观体型和空间分划等均循着“宇宙的图案”而为之。 195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汉代长安城南郊王莽礼制建筑群遗址,其中一处为明堂遗址。明堂遗址一层平面有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和太室等金木水火土五室,其中太室土室居中。东南西北四堂均有左右个,即“十ニ坐法十ニ月”,这与《礼记.月令》所载的明堂形制是相同的(图3-5)。太室平面方形,屋圆顶,符合古代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图36)。该遗址虽经破坏,但平面布局基本清楚,总体外围环有水沟,环水以内有方形宫垣,四面辟门,宫垣内四隅有曲尺形配房。中庭地坪整个抬高,中央又筑圆形地基,四面朝向的明堂就在圆形地基的中央。从遗址建筑复原图来看,其形式与古籍记载基本上是相符的(图3-7)。
关于明堂的平面布置,西汉时即有五室、四堂与九室、十ニ堂的不同说法。东南西北四堂一般无争议。西汉时古文学派立论《考工记》的明堂记载,坚持明堂五室之说(图3-8)。今文学派则以《大戴礼记・盛德》为根据,力主九室之议。至于上圆下方的明堂形式,则无相反意见,然而后儒却有“中方外圆”的解释,其可能指中间方形的明堂与外环水沟而言。
东汉洛阳明堂尺度、形式及其象征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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