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的酸甜苦辣

芳心

出差的酸甜苦辣

----小记我的22年外调生活

林发海撰述 刘经国整理

1947年8月我进钟祥石牌私营企业当学徒，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9月调入荆门县委机要室，以后先后调到县委组织部、县监委（纪委）、县政府监察室、县工交政治部等多个部门（单位），但实际上都是在做肃反、审干、整风反右、新三反、反右倾、社教、四清等临时性运动性工作。1955年9月肃反、审干调查之初，出外省外县调查时，需由三人组成，其中一名科（局）级干部，两名助理员。在调查业务熟悉以后，就可以一人按方向路线，带多案赴外省外县调查。

从1955年到1958年，我主要在办公室审批各类运动案件。从1959年开始，我正式独立外出调查各类案件。调查回来后，审查材料，撰写调查报告，组织结论，提出处理意见，提请县委研究决定。结案后，接受新任务，熟悉新案件，提出审理新案的调查提纲、调查线索、调查路线、计划完成时限等。

从1958年开始在县委机关外调，到1980年调回沙洋镇任纪委书记，这其中的22年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外地出差、调查案件。所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走遍祖国大部分省份，到过21个省市（四川、重庆、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安徽、江苏、浙江、陕西、内蒙古、甘肃等），到过19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南京、杭州、福州、南昌、南宁、重庆、兰州、大连、沈阳、石家庄、长沙、郑州、合肥、长春、武汉等），到过的中小城市更是数不胜数。

22年的出差外调生活，让我大开眼界，兴奋不已，小有成就，但也遇到许多艰难险阻，筋疲力尽，其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一言难尽。

苦

当时，全国各地交通、食宿非常紧张，无论是买车船票，上车上船，餐馆买票、取食，都要排很长的队伍。特别是住宿，首先要到各地的旅客服务总站排队，再由服务总站统一安排，分配到各地招待所、旅馆、饭店住宿，不能自己随便找旅馆。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排队是1959年冬天，我到达北京已是凌晨4点。北京旅客服务总站设在前门，排队是在天安门广场。旅客服务总站六点钟才开始办公，当时天安门广场早有厚厚的积雪，大家在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中排着长队，缩头缩脑地等候总站安排住宿。等到六点，旅客服务总站终于开门，队伍长龙才开始往前挪动，而很多人的鞋子已被冻在地上，难以起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冷的天气，冻得直打哆嗦，手脚也已冻僵，使劲扭捏半天，才拔出鞋子，移动一小步。

因为各地方言差别太大，也给外调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大约1959年，我深入江西宜春一个边远地区调查。那里位置偏僻，环境封闭，对外交流很少。村里少人识字，又不会普通话，只讲难懂的方言。我讲荆门方言，他们不懂；他们讲本地方言，我也听不懂。我试着讲半吊子普通话，他们仍然不懂。我找了好几个人，都没法开展工作。最后我只好徒步找到乡里，请乡秘书陪同再回村里，来回几趟、来回翻译，总算完成了任务。

险

1957年4月24日，我同鲁德元（李市青年村人）到黄石调查案件，住在市委招待所。工作完成后，去黄石港航站买好次日回武汉的船票。晚上睡觉前，我对鲁说：“你去服务台登个记，请服务员明早叫我们起床。”鲁说不要紧，我有手表。所以未去登记。次日（25日）早上六点钟开船，我们二人按时步行到轮船码头，已经接近轮船（蕲州号客轮）。突然开船汽笛鸣响，客船开始起动。轮船刚刚开动，完全可以跳上去，但工作人员坚决不准。鲁当时指着他的手表，对工作人员说：“还差半分钟！还差半分钟！！”工作人员说：“汽笛一响，禁止上船。”就这样我们错过了这班客船。

我一直批评他说，我从来没有手表，但是从来没有误过车船。靠你的手表，也靠不住了。他深感惭愧，默不做声。到了第二中午（26日），传来不幸消息，说是轮船失火。这时鲁得意地说，看吧，我晓得不顺吧，得亏没赶上船，否则安危难料。事后，看到《湖北日报》报道，这次轮船失火，造成几百人遇难，沿江从九江到芜湖，到处都是打捞上岸的遇难者遗体。这次半分钟的误船，让我们二人与死神擦肩而过，真是万幸！【原文链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13913890915451444/?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684077913&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51423251310253CA945D5C872DF8E&group_id=7213913890915451444&share_token=3D9CD97F-1B34-468D-BCD8-36413AC6A175&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

1968年，我在沙洋机械厂干宣队工作后，留在沙洋机械厂任政宣股长。当时，厂里大批量招收武汉下放荆门的知青，正要进行全面政审。我带着两个新招人员到武汉，对一百多名新招工人员进行政审。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便采取上班时间查机关单位，下班时间去居民小组（居民义务干部不分上下班都接），带领他们走街串户调查。

我们住在武汉饭店（协和医院对面）。一天深夜，我穿着背心、短裤入厕小便，不知怎么晕倒在厕所，后脑摔了一个大包，不省人事。后来听同事说，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入厕，发现里面倒着个人，吓得乱喊乱叫：“厕所里死了人！”这样惊动了值班的服务员，他们连忙赶来。有一个说“看有没有气？”另一个说“管他有气没气，先送医院再说。”便用买菜的脚踏三轮车，将我拖到协和医院。经检查，血压高达220/120，确诊为高血压。两天后，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坚决要求出院，并坚持加班工作，直到将所有政审对象政审完毕才回家。从此以后，我终身服用降压药，保持血压正常。

哀

1967年8月中下旬，我到北京调查案件，工作之余总爱到处看热闹。一天中午，我转悠到一个既无马路、也不通公交车的偏僻处。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原来是“造反派”在英国驻华代办处示威。只见英国代办处门前，中国军人站岗守卫。“造反派”和围观人员太多，守卫人员都顾不过来。“造反派”们高举横幅，上面写着“打倒英帝国主义！”还有无数人举着各种反英牌子。有人扎了个时任英国首相威尔逊的稻草人，再用纸糊上当作衣服，脸上画的丑陋无比，顶上戳着个歪帽。另有人用长长的竹竿挑着稻草人，点燃后伸进高高的院墙内，并不时高呼反英口号。而代办处内只有一个戴着礼帽的英国人，站在楼房的走廊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对着人群微笑。到了快上班的时候，我才好不容易从人堆里挤出来，赶忙去上班调查案件。

后来听说，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3月，担任外交部副司长的姚登山出任驻印尼使馆参赞期间，带领使馆人员为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印尼反华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尊严，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官方誉为“红色外交家”。姚登山火了，头脑也发昏了。回到外交部后，姚登山违背总理关于外交部不能夺权的明确指示，在联络站几个激进分子的协助下，搞垮了整个外交部的领导层并掌管了大权。他们先后冲击了苏联、印度和缅甸使馆，这些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外交准则。而他干的最昏头的大蠢事，就是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1967年5月，香港发生了六七事件（暴动），事态不断扩大。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召开数万人的声讨大会，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姚登山指使的造反派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掉了办公楼，造成英国代办离任回国。事件发生后，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的代办处大门外抗议，中方人员多人被打伤。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导致中国最终赔偿了英国的一切损失，国际声誉受到空前的损害。此事件令周总理震怒，对外事口造反派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明确宣布：“这起纵火事件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惩。”姚登山一夜之间由“红色外交战士”“革命派”变为“反革命分子”“政治扒手”。姚登山被判刑，关进秦城监狱。

在北京期间，我还听“造反派”传闻，北京市长彭真在北京东面60公里以外的通县，囤积了大量军火，准备发动“政变”。听起来相当令人惊悚。正好案件线索需要，我也前往通县调查。除了见到众多“造反派”忙着造反外，未发现传闻中的“政变”迹象。若干年后才知道，这些传闻完全是造谣陷害，子虚乌有。这是时代的极大悲哀。

大约1968年下半年或是1969年，我去广西南宁调查一起案件。行前在荆门就流传说，广西是文革期间全国受害最严重的地方。我到南宁时，见到宽广的大马路，新建起百货大楼等一批崭新建筑，新建大楼还以有重大政治纪念意义的日期命名，记得这个日期数字开头是七【注：查找资料得知，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广西地区发生打砸抢事件颁布布告，制止社会恶性事件发生。因为发布时间为7月3日，故称为七三布告。为纪念这一重要文件的颁布，“文革”后南宁百货大楼曾一度改为“七三百货大楼”，还有很多以七三命名的地名，七三路（解放路）、七三商场（和平商场）、七三广场（朝阳广场）、七三新村、七三旅社（造反楼）等等】。街上挂着大幅标语：全国支援广西建设家园等等。据说是周总理发出号召，全国各地都来支援广西建设。似乎不像重灾区的样子。

我在空余时间，好奇地在大街小巷转悠，却发现很多街道都成了废墟。有大量散落街面的砖瓦碎石烂木头，熏黑的未倒完的断墙，烧得只剩半截的残柱，以及坑坑洼洼的地面。我不解地询问当地人，才得知是两个观点对立的“造反派”，抢劫了过境南宁的苏联抗美援越的军火专列，展开大规模的血腥冲突，把南宁这座美丽的城市给毁了，所以遗留下眼前这种惨象。据说在两派武斗中，有大量无辜百姓伤亡（后来查资料，南宁派系武斗造成14万多人死亡）。

回想起那些破败的场景，联想到无数无辜的生命，内心确实感到十分难过。这种毁灭性的破坏，是现在任何敌人都难以做到的，倒是我们自己做到了。这更加深了我对十年浩劫的痛恨。

甜

那个年代，荆门所有物资都短缺。记得有一次，出差到河北昌黎（在北京北面），见市面有苹果、梨子卖，感到很稀罕，就买了不少背回荆门。那时，每逢出差到外地，我都给母亲带点她的最爱----蜜饯，如柿饼、葡萄干、山楂片等。每次工作结束后，书店也是必去之处。我会给三个孩子买些学习资料，让他们高兴高兴。

有一次，我到重庆，那里桔子比较多，但没有东西可装。我转到江边，看见有卖蒸笼的，就买了四格一盖的蒸笼，买了一根绳子，买了二十多斤桔子，塞满了四格蒸笼，再用绳子捆成背包形状，一路背回荆门。蒸笼呈圆形，排队买船票，跑步抢上船，桔子都左右晃动，累得我够呛，着实吃了大亏，桔子也破损很多。但能吃上水果，家人都非常高兴。

1964年，我去广西调查案件，当时两个外侄女身患肺门淋巴结核，需要注射链霉素，而荆门医院药店都没有。我到广西南宁，发现有这种药销售，就一下子购买六个疗程的。带回荆门使用后，两个外侄女顺利痊愈。当时在南宁调查时，我把行程尽量安排在夜间，为的是节省两天时间，想到边境城市凭祥看看。但当我提前完成任务，准备出发去凭祥时，才知道到越南边境需要边境通行证，所以只好遗憾地放弃。

1969年，我到辽宁某地出差。发现那里群众多吃牛羊肉，不习惯吃猪肉，猪肥肉随便购买，我便买了二十多斤。经过好几天的火车、汽车颠簸，加上火车上还有暖气，背到家的肥肉已略有异味，但全家人仍然舍不得扔掉。我们把肥肉炼成猪油，装满所有坛坛罐罐，美美地吃了好久。邻居听说后，都羡慕地直流口水。

乐

1959年秋，我去湖南长沙调查案件，所取证对象是国民党某区域中统特务组副组长（军官）。他已混入长沙市百货公司，当上了营业员，还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我将情况告知长沙百货公司党委和长沙市委组织部，他们还一无所知。这让我小有成就感，内心高兴了好久。

大约1959年夏天，我同聂士新（烟垢人，现高阳人）去广州调查案件，住在广州市委招待所。因为白天跑了一天，出了一身臭汗。晚上聂找地方洗澡，但到处找不到洗澡间（当时只有公共澡堂）。聂不会普遍话，用荆门话问服务员，服务员听不懂。服务员讲广东话，聂也听不懂。聂只好气鼓鼓地去锅炉房，用脸盆打开水，端到宿舍洗澡。当时，聂自言自语地骂道：“老子捅你的娘，这大个招待所，连个洗澡堂都没有。”刚好有个服务员路过，她把“捅娘”听成“冲凉”，连忙指着冲凉房说：“阿，冲凉啊，就在那里啦！”原来广东人把“洗澡”叫“冲凉”。就因为方言问题，闹出了这个笑话。回到荆门后，这个故事一直被当作经典流传。

1967年8月，正值火热的夏天，我到北京通县出差。路过一个堰塘，远远地看到很多人，我以为是在干鱼塘，就走过去看稀奇。只见堰塘水已抽干，人们从淤泥底下挖出很多冰块。冰块整整齐齐，规格约为50×30×30cm，像是事先加工好，专门埋进塘里的。大家一边捞，一边用水冲洗干净，放到板车上，再转到汽车上拖走。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在冬天的时候，集中冻好冰块，埋进冰冷的深塘，等到天热时再取出来当冰箱用？毕竟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技术落后，冷藏和保鲜手段非常有限。这个谜底到现在我也没能解开。

2022月3月8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