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

剑舞

     历史上把三国魏国正始年间半隐居半游学在山阳县即今太行山南麓焦作修武县云台山百家岩一带竹林里的七个知识分子山涛、嵇康、阮籍等合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得名于三国魏国时期，而其实他们大多都进入西晋，实为魏晋人物，而这横跨魏晋才是竹林七贤之所以为竹林七贤的实质所在。

    竹林七贤给我们的粗略印象是他们很闲，富家公子，文人雅士，有大把的闲时间，整天坐在竹林里就是喝酒、谈玄、赋诗，杂以休闲似的劳作和嬉闹放荡。而其实他们虽称七贤之名，却并不得“闲”，大环境决定了他们，贤也魏晋，不“闲”也魏晋。

    有人说竹林七贤就是七个闲人坐在竹林里谈天说地，七贤是真的，竹林也是真的；有人说先有七贤后有竹林，七贤是真的，竹林是假的，后人把佛家印度竹林精舍的故事套在七贤身上，遂有竹林七贤之称。

    当时佛教传入中国不到三百年，人们对佛教要义了解并不太清，以为佛教也就是像道家而不是像道教一样，是清高脱俗的一种学说，有关佛教的一些故事遂成雅称，竹林就是如此。不管竹林是否来自于佛教，这竹林很好地形容了七贤的身份与处境，竹林不是庙堂，是在野，七贤就是因为在野有不跟当政者同流合污之意才有贤之称，而又因为竹林也不是在草莽、在深山老林，与当政者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所以最终还是逃不出当政者的掌握，他们是不闲的，这竹林就是他们的宿命。

    他们之所以贤而不闲，主要决定于两个环境：

    一是儒家学说已经流传七八百年，汉武帝独尊儒术也已经近四百年，儒术本身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显现，比如缺乏形而上的探讨，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安排，也即缺乏生命本体论的探索，人生没有究竟，当然也加上战乱不止的惨象，人们感受太多生命的无常和悲苦，于是社会上出现学术的反动，一是道家重视生命的学说及大谈形而上的学风重新被人们重视，一是佛家也启发了人们的智慧与兴趣，要探讨个生命的究竟，在道佛两家之风熏染下，社会谈玄成风；再一个就是儒家伦理本来就有不近情理之处，发展到当时更为极端，又在一些人的操作下，神圣者儒家成了清规戒律的来源，限制了自然人性，虚伪奸诈者本来不忠不义、不慈不孝却打着忠孝之名欺世盗名，这自然引起一些知识分子故意出入佛老，离经叛道，以表示反抗。而竹林七贤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他们的才学智慧，加上人们的渲染，七贤成了离经叛道的领袖，这既成就了他们历史上的盛名，是称为贤的原因，也构成了他们现实上遭到打压、酿成灾难的重要因素，是不得闲的原因之一。

    二是曹丕建立魏国，曹氏一代不如一代，魏明帝曹睿以后曹氏已不能掌控魏国大局；而同时当然也是一定的司马氏崛起，自司马懿之后是一代更比一代强，魏国大权自然落在司马氏手上，从而也是事实上司马氏在道义上自然就落得个欺凌君上，试图篡位取而代之的恶名，重演一出汉魏禅让故事。

    这样的二元制，人心自然也是二元的，有了个站队问题，也有个道义问题。七贤虽然出入佛老，底色还是儒家的君君臣臣观念，何况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咸是阮籍的侄子，阮瑀的孙子，和曹氏自然有感情，他们对司马氏不能没有看法，想轻松愉快地和司马氏合作很难做到，自然就有和司马氏不合作倾向，这些司马氏岂能不知，司马氏又岂能轻易放过他们。于是竹林又有了政治意味儿，他们岂能得闲。

    山涛可能本来对司马氏也是有看法的，不想和司马氏合作，但迫于形势和实现儒生价值需要，何况他和司马氏有很近的姻亲关系，于是就走出竹林为官宦。山涛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长，应该说心理、品德也是最成熟和最健康的一位，他虽不是竹林七贤精神上的核心人物，但他是竹林七贤的缔造者，没有山涛的发现、介绍、接引，就不会有竹林七贤这个团体。这也可以看出竹林七贤不论是从思想兴趣上还是社会关系上都比较复杂，竹林七贤只能是短时期的贤而不闲的存在。

    王戎在竹林七贤中应该是一个负面的异类，和竹林七贤的整体价值观比较背离，他出而为仕，在西晋当了很大的官，当了很长的官，但名声很不好，她和竹林七贤只能是一个偶然的错误。

    向秀是嵇康忠实的信徒，有点像章太炎与邹容的关系，他本不想和司马氏合作，但嵇康被杀之后他迫于形势不得不出而为仕，他所作的《思旧赋》就是心境和环境的写照，隐忍、促狭，和他的生命一样。

    刘伶应该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最荒唐的一位，他可能有以酒为媒介抒发情感的一面，但确实好酒可能更为主要，到现在市面上还有打着刘伶的旗号的酒——刘伶醉，而关于刘玲饮酒的故事及刘伶醉酒而死的故事在很多地方有流传。

    这些都能看出，竹林七贤不是政治团体，不是思想团体，也谈不上文学团体，而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因兴趣暂时相近而走在一起的一个历史的偶然组合。但这个偶然组合成就了竹林七贤的盛名，这对他们来说是幸运的。

    是为说竹林七贤贤而不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