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太盛肠未断

李勋明

牢骚太盛肠未断  

李珂

柳亚子在史书上的头衔和地位很多：诗人、爱国民主人士、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文史学家、书法家……其实他本质上只是个诗人，典型的纯粹的诗人——浪漫、天真、狂放、骄傲、任性；并且不谙人情世故，不善解人意，尤其是不善于理解政界高层领导人的真实意图。但是柳亚子自己始终不这样认为，更不愿意承认自己仅仅是个诗人，因此他对郭沫若称自己“今屈原”大为反感。他的自我定位是：“出类拔萃的政治家”“战略高明的军事家”“运筹帷幄的谋略家”，即跟姜子牙、管仲、诸葛亮一个级别的人物。柳亚子曾经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他赠毛泽东的诗有句：“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豪情万丈地填词表示要与毛泽东“共上天入地，把握今朝”，并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上天入地之庐”。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兴冲冲应毛泽东电邀由香港北上，赴北京“共商建国大计”……估计他当时肯定是这样想的：即使不能跟毛泽东“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起码也应该享受到特别尊重和超等礼遇。

柳亚子这么想当然不是毫无根据。他跟毛泽东确实是有“几十年私交”的老朋友，而且两人诗词唱和时间长达几十年，互赠作品多达数十首——这绝对是无人能打破的“最高记录”，堪称中国现当代诗坛一段佳话。又由于他们都是出色的书法家，酬唱的诗词作品都是亲笔书写互赠对方，因此也给中国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珍贵的内容。

柳亚子的名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原因正是因为毛泽东“和”过他的诗词，尤其是公开发表了那首训诫他“牢骚太盛防肠断”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当时毛泽东的诗词几乎家喻户晓，柳亚子的名字便跟着“搭车”沾了大光。

至于柳亚子为什么发牢骚？显然是由于他个人的“理想抱负”、待遇要求与现实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其实毛泽东对待柳亚子的礼遇还是很周到而且是极高规格的。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京，很快就设宴招待柳亚子、陈叔通、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等文化界人士。柳亚子因与毛泽东再次重逢，感慨良多，当夜就写了三首七律《赠毛泽东》，其中一首内容如下：

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

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

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这次和毛泽东重聚，柳亚子十分高兴，不久又作了《拟民谣二首》，其一云：

太阳出来满地红，我们有个毛泽东。

人民受苦三千年，今日翻身乐无穷。

但是柳亚子很快就从“被迫迁居”“无专车”“没有尽快得到接见”等等具体事件上感觉自己受到了冷遇，引起了满腹牢骚，便借诗词发泄出来。他先是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希望试一试自己一匡天下的本领：“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在继续坐“冷板凳”之后，柳亚子愈发灰心丧气。3月28日，他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明确地向毛泽东发牢骚，表示要求回老家隐居了：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懽。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弛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引用了战国时孟尝君门下食客冯懽“发牢骚”的典故。冯因不满“出无车、食无鱼”的待遇，就弹着剑唱歌发泄怨气。柳亚子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发牢骚，毋宁说是在撒娇——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又对你的事业做出极大贡献，难道就不能“出有车、食有鱼”吗？！正因为是在撒娇，所以“分湖便是子陵滩”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

　　4月29日毛泽东为回复和安抚这位特殊的老朋友，作了那首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在诗中引用东汉初年严光甘愿隐居不当官的典故，来规劝柳亚子不要回家乡，应该留在北京参与建国工作。岂料，柳亚子看到毛泽东的这首和诗以后又错理解了，以为毛泽东真的要把颐和园赏给他，激动地复诗《叠韵寄呈毛主席》：

昌言吾拜心肝赤, 养士君倾礼酒黄.。

陈亮陆游饶感慨, 杜陵李白富篇章。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无戌海水量。

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也许怕毛泽东没完全理解自己“长住颐和园”的迫切心情，柳亚子又作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 ：
    东道恩深敢淡忘, 中原龙战血玄黄。
    名园容我添诗料, 野史凭人入短章。
    汉彘唐猫原有恨, 唐尧汉武讵能量。
    昆明湖水清如许, 未必严光忆富江。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稳定柳亚子的情绪，在百忙之中抽空携江青、李讷来颐和园访问了柳亚子。柳受宠若惊、极为兴奋，以为领袖这一次真的要满足自己“名园长属我”的要求了，便第三次步毛泽东赠诗原韵，向毛呈上《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
    朽木难雕午梦忘, 衣冠颠倒讶苍黄。

南阳讵敢劳三顾, 北地犹堪赋百章。

挈妇将雏都磊落, 同舟联步费商量。

名园真许长相借, 金粉楼台胜渡江。

柳亚子把毛泽东的来访比作刘备的三顾茅庐，就是再次把自己当成“即将出山”的诸葛亮了。所以他满怀希望，觉得不仅能“长住名园”安享“金粉楼台”，还一定会被“委以重任”。

结果自然是空欢喜一场，“冷板凳”还得继续坐下去，不愉快的事情仍在不断发生，柳亚子的“牢骚”当然就更“盛”了……不过他也颇能自我解嘲，在《六月六日韶九胡同有作》中写道：“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这个最早写诗歌颂毛泽东的人，终于以诗的方式表达对老朋友的不满了。

以上几首诗的内容都非常清楚明白，柳亚子就是想向领袖和政府索要颐和园，以供自己长期居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围绕“柳亚子是否索要颐和园”的问题，在文史界和社会上长期存在争议。以柳亚子亲友为主的一派观点是，柳并非想要颐和园，而只是表达了“想留在北京工作”的愿望而已。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三人共撰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书中就说：“柳亚子这样写仅只表示他有定居北京之意。文化大革命时听说有人用以上诗句批评我父亲，说他向毛主席‘索取’颐和园，可谓奇谈、趣闻。”（《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9年版。）
   其实，只要联系柳亚子本人脾气秉性和行事风格，以及在那个特定时期的一系列表现，尤其是根据柳亚子本人白纸黑字的诗词为证，关于“因争待遇发牢骚”“索要颐和园遭拒绝”等事情的真相一目了然，根本无须争议，更无须“为尊者讳”“为长者讳”。

另据2005年05期《读书文摘》署名孙有光的文章：“1949年,我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工作,这支部队直接受李克农部长领导,队长高富有,指导员焦万有,副指导员沈平。按照李克农部长指示,我们负责中共中央驻地香山至西直门公路沿线的便衣警卫工作……颐和园内的保卫工作也归我们负责。高富有队长还兼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亚子先生是1949年3月底由六国饭店搬进颐和园的,他的生活管理和警卫工作全归我们便衣队管,因此,我耳闻目睹了柳亚子先生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和打管理员,周恩来副主席批评柳亚子先生,以及田家英同志给柳亚子先生送毛主席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的经过……”

如果这位警卫战士的回忆录准确无误，大诗人柳亚子先生在1949年间所犯的错误，可就不仅仅是“发牢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