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杰传略 摘自《荆门文史资料 第五辑》 辑录 刘芳 万人杰,字正耀,号俊夫,荆门市烟墩镇周集万家榨屋村人,1888年出生。幼年在本地私塾就读,勤奋好学,深得塾师嘉勉。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黄兴发动以推翻腐败的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青年时期的万人杰,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勇敢站在时代前列。于桑梓率先剪去长辫,这种不惜杀头(当时清政府规定凡男子一律去长辫,违者杀无赦),坚决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大逆不道的抗清举动,遭到父亲万直斋先生严厉斥责,一气之下,他便离家出走,流落宜昌,寄居三游洞。在三游洞附近结识了德国流落在宜昌的两名政治犯(后来才知道他俩是夫妇),他一面帮助他们垒埂造田种苞谷蔬菜,一面向他们学习英语。不久,便能流利的用英语和他们对话了。 家中得知万人杰在宜昌的一些情形,母亲和亲眷都规劝其父亲,让他快些回家,父亲虽有悔意,但终未答应。无奈,万人杰的母亲和亲眷暗中筹措了一些资金,托族叔万庆华送往宜昌。万收到这笔资金后,当即用作盘缠前往武汉求学。两年后毕业于两湖矿业学校。 1914年前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武昌城内先后开办了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湖北省立第二中学中等学校,万人杰曾先后在上述学校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经刘春霖(荆门人)介绍到武昌文学小学(原武昌文学书院,此时为美国人主办的教会学校)任教师。因他擅长英语,教学又十分认真,深得校董会信任。一年后,他被聘为监督校长。不久,文学小学更名为文学中学,万人杰继任校长。该校一学生因受美国贵族爱尔兰人何乐福(音译)殴打,万人杰义愤填膺,当即抗议,不久辞去校长职务。后经调解,半年后,万被复聘为该校校长。在任期间,他从不以校长自居,事无巨细,大则制定校规校纪、教学计划,小则查看学生早起床、晚自习,并始终坚持每周带英语课十余节。由于他言传身教,学校校风端正,教学秩序井然。1935年,该校学生何功楷独占全省初中毕业生毕业会考魁首,省以该校为楷模,从此,校誉名满四方。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军轰炸武汉,文学中学被迫停办,万人杰返回故里。在返乡途中,他亲见大批流亡青年和桑梓子弟辍学,心情十分沉痛。为育才救国,到家不久,便和胞弟万德生到当阳育溪镇,和周继安先生一道创办阳明中学。1939年,他返回家乡,再与胞弟万德生等乡塾协商,以万家宗祠为基地兴办私立荆门求实中学,虽经他申报获准省教育厅备案,但办学经费仍无来源。为筹措足够的资金聘任教师和添置教学用品用具,他毅然与胞弟各捐良田50石,租稞作为开办基金。 “育德育才”,教师是关键。因此,万人杰十分重视教师的聘任。据资料查证,他先后聘任的教师均为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的各界知名人士,如周济安、吴达人、何中才、张石明、傅作楫、周炳南等。还有几名教师是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联络活动的中共党员和地下革命者。如张石明(河北人)、黄某某(名字不详。据马腾介绍,为西北某部的高级将领)常振刚(地下党员,1946年被国民党军队旅长江涛杀害)和蔡云翔、李德谦等。1940年春,荆(门)钟(祥)南(漳)宜(城)特委又通过陈继恒(当时是共产党员,万的亲戚)安排赵石同志(特委书记)也在那里教书。1940年荆门沦陷前夕,求实中学实际成了特委的活动和联络的中心,李守宪(荆钟南宜特委组织部长)、刘真同志(当时是荆钟南宜特委宣传部长)曾几次到求实中学与教导主任周炳南见过面。学校除了开设中学的各门基础课程外,就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坚持宣传团结、抗日救国、反对分裂投降等进步思想,积极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和仇日之情。在当时物质条件极为困苦的情况下,万校长带领师生种粮、种菜、养猪、养鱼,不到一年,全校实现自给自足。1939年,学校已开办了三个教学班,有学生近百名,荆门、当阳、钟祥、沙市、江陵等邻近的青年也来该校就读。 1940年荆门沦陷前夕,求实中学师生组织宣传队,经常分赴附近的农村集镇宣传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抗日。当时学校距离抗战前线不过百里,但琅琅的读书声、抗日救亡的悲壮歌声与襄河前沿反击日军侵略者的愤怒炮声,奏起了爱国抗日的协奏曲。不少学生也就是在这时背负民族的希望,奔赴杀敌前线的。他们中不少已成为”英秀隽拔”之才。如马腾(原广西军区副政委,现已离休)、龙飞(南京华东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毕明(武汉空军雷达学校校长,现已离休)、肖继河(丹江工程局局长,现已离休)、杨震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后勤部副部长,已离休)等。 1940年6月,日军攻陷荆门,求实中学被迫停办。万人杰虽暂时隐居乡里,但与刘宝田(当阳县委书记、现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已离休)、刘华廷(当阳县委委员,已牺牲)、李云程(一区区员)、雷天明(新四军第五师15旅民运科长)等交往渐密,曾被聘为湘西行政委员会的参议。其间,他奔走四方,团结广大爱国志士仁人,共赴国难,积极支援抗战。 1942年,日军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诱骗他出任日伪荆门县长。万人杰借养病为由当即拒绝,后虽经日伪再三威胁,但他始终不曾屈从。 1943年农历正月,万人杰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子女星夜逃脱敌人的严密监视和封锁。在陈继恒、苏建中的掩护下到达城北留猴集。日军得知万人杰逃离老家后,气急败坏,将其房屋焚毁,并严刑拷打他的侄儿万显达,又将侄儿万显尧捉去处死。 万人杰到城北,仍未改变热心教育的初衷。1943年8月,国民党荆门县政府在留猴集附近的罗家冲兴办荆门中学,他被聘为校长。他不因当时经济紧张和遭受日军空袭的干扰,始终与师生同甘共苦,坚持教学,1944年再度被聘为该校校长。同年,日军大肆骚扰城北,他不得不带领师生历尽艰辛,将学校从罗家冲迁至白庙,再迁至崇山峻岭的仙居寺。 为支援前方抗战到底,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他与师生吃野菜、滚地铺,呕心沥血,殚心从教,使潜隐在苍松翠柏之中的古刹,终日书声琅琅,弦歌不绝。1944年春,经刘亦琨(国民党荆门县长)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抗战胜利后,万人杰又和全体师生一道,几经周折,将学校从100余里的仙居古寺搬回荆门城关县龙泉中学复课,万再次被聘为校长。1946年初,万人杰责成他的四弟万德生恢复求实中学,并任校长(学校办至1949年解放)。同年3月,他被选为国民党县政府临时参议员、参议长。五月中旬因赴武汉述职,兼送幼子显环赴汉治病,途经天门皂市时,所乘汽车因轮胎爆炸而颠覆,万人杰不幸罹难,时年50岁。 万人杰的一生是热心教育的一生,也是举步维艰的一生。他为人谦逊,秉性公正,热爱教育,治校有方,为国家培育了不少人才,是荆门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深受人们崇敬。 (陈广征)
万人杰先生在城北办教育点滴回忆 张 才 摘自《荆门文史资料 第五辑》 辑录 刘芳 四十五年前,我就教于荆门中学(现龙泉中学),万人杰先生任校长。先生艰苦乐观,关心师生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常使我和同辈们忆及,他是我从教近五十年中印象最深的一一位校长。 1940年6月初,日军强渡襄河,国民党荆门县政府及所属部队逃往荆门西北部山区仙居、刘猴集一带;荆门中学迁去恩施联中,荆门校址成了侵华日军三十九师团司令部驻地。 1940年,国民党荆门县政府决定在国统区的刘(猴集)、仙(居)、许(集)、罗(楼)四乡招收少量学生在刘猴集附近的罗家冲开办荆门中学,由县长刘亦琨兼任校长,李育之被聘为教导主任,我受聘为教员。记得当时只招了一个班约四十名学生,时称“先修班”,只开语文、数学两科。不久,由于不堪校事家事的拖累,李育之辞职了。 适逢万先生由故乡周集避难仙居,刘亦琨当即聘他为校长,次年又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先生再聘周炳南任训育主任,我为教务主任。不久,经刘亦琨介绍,周炳南和我也加入国民党。先生还先后聘请周兆熊、万德生、蔡云翔、朱守真、黄鹤轩、陈锐泉、张子健、周云涛、赵振声、龙用明、吴昌麟为教员,赵营阶为校医。 随着师资力量不断加强,开课门类迅速增多。先生强调,既办中学,就得按省政府所颁行的教育条例办,没有课本,只要有教本就行,老师要讲授的新课,让学生先抄。教师不够,诸如体育、音乐、美术之类则由有专长或爱好的老师兼。先生长于英语,该课由他担任。他英文板书流畅、整齐、圆润,他的板书学生总舍不得擦掉,当作习字帖。先生关心学生进步,他要求学生每人每天写一百个毛笔小楷,亲自收阅;先生最爱看报,关心时事,不断把对日作战的大好形势和日军暴行向师生宣传,藉以激发师生爱国仇日感情;先生尊师重教,强调教师要关怀学生,循循善诱。他发现学生学习不用心或不守纪律时,并不当众斥责,而是和颜悦色地开导,促其自觉认识和改正。 抗战期间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学校办在乡下,离街很远,买小菜困难,先生以四亩水田作菜园,师生共同栽种。没有桌凳,锯几棵松树做长桌长凳;没有柴烧,师生课余时间上山柯砍;没有寝室,师生同睡地铺;没有煤油点灯,学生自备桐油、木梓油灯;夏天没有蚊帐,就点艾蒿.....先生常说:“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的未来。” 先生身边有几个孩子,幼子显环体弱多病,生活也过得特别艰难。他喂了几只鸡,有时还炒些鸡蛋,送给有病的老师和学生。还记得有一年春节,城南少数学生留校护产,先生送些饭菜给他们欢度佳节。回忆在罗窑冲的那段时间,师生一样吃糙米饭,一样喝山泉水,若能吃上青菜和豆腐,就算了不起,真可谓有苦同吃,有福同享。然而,老师们仍在昏暗多烟的小油灯下精心为学生编写教案和批改作业,学生目睹这些沦陷区的限难和自已家园的破碎,在校长和老师们精神的感召下,刻苦学习,力求上进的精神也油然而生。 先生提倡“吃不言,睡不语”,他饶有风趣地说:“吃饭是一件工作,专心致志的读书,要从专心致志的吃饭做起。我讲了好多次,现在还有少数人不能实行,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话讲完,笑完了,再来吃,好吗?。”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还常常检查寝室,不时地提醒学生谨防火烛。 1944年4月青黄不接时,老百姓送来的糙米中夹有沙子稗子和石子,个别学生就把饭倒了。先生耐心地劝诫他们:“饭虽不好,可总比挨饿好得多,既往不咎,下不为例,如果今后再有这种行为,要从严处理。”同年8月,刘亦琨响应湖北省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曾派人来校宣传、动员参军抗日。尽管当时适龄青年不多,仍有二十余名自愿报名应征。先生为他们开了欢送会,训育主任周炳南在致欢送词中说:“诸生此行,无异登仙,还我河山,早日凯旋”,赢得师生热烈的掌声 1945年3月,日军竟向国统区的城北四乡发起进攻,迫使学校由罗家冲迁到白庙(现仙居矿山村)。这时生活更苦:条件更差了,师生一天两顿稀饭都没有保证,幸好不到两个星期,强弩之末的日军,销声匿迹地退回城关了。为安全计,先生再将学校迁到仙居寺。庙宇年久失修,墙缝尽是臭虫,学粮也更加困难,有时只能煮小麦、煮黄豆和采野菜度日。先生始终鼓励师生:“胜利在望了,我们要用最大的毅力克服一切困难。” 回忆在城北办校的两年中,先生撑持学校,可谓身心憔悴,学校开办时由一个班(不足40人)发展到六个班,外加简师班近三百人。就在这段时间里,先生之子显贤暴病而卒,幼子显环也久病不愈。但这些挫折始终未动摇先生办教育的信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县长詹友梅派我为督学,学校由仙居寺搬回城关,先生要我回校继续协助他工作未成。第一班学生于是年寒假毕业,我还记得先生在同学录上写道:“十年后, 我要看你们的成就。” 1945年12月,燕鸣轩接任国民党荆门县长职,次年3月,先生被选为荆门县临时参议长兼校长。 (编者按:本文作者张才,龙泉中学离休教师,1988年6月病故,享年88岁。此文系陈广征同志根据作者生前为市教育志所写的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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