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龙泉书院碑记》

芳心

                              读《龙泉书院碑记》
                                                                       
   荆门龙泉书院现在巳历250多年，民间传说当年荆门知州舒成龙为了筹集资修建龙泉书院，召集全州财主、绅士集中赌博三天，把所有输赢赌资统统作为捐资修龙泉书院。是否确有其事？让我们从舒成龙所撰《龙泉书院碑记》中去探索。
   舒成龙在《龙泉书院碑记》中首先介绍了中国建书院开始于唐朝，至宋朝时大兴，他回顾了历史上出之荆门的：三孙、二朱、四胡等杰出人才，指出广教兴学，“绍往开来，起衰振敞”，是他作为一州之长之责任。
   接着他叙述了建龙泉办书院的过程：岁丙寅(公元1746年)，于象山蒙泉与惠泉之间掘得龙泉，在周围增修亭台祠阁，“甲戌春(公元1754年)乃成之”。同年四月“卜地作书院于龙泉旁”。又东构荆园，筑土为山，引泉成池，筑草堂纪念“三孙、二朱”，使这些建筑与书院右全忠祠，孝隐亭互相掩映，让学子们“共相淬砺，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使他们成为社会与国家栋梁之才。
   碑文最后详细记录了修书院筹资来源，录其部分原文“余先捐银二千五百金，后续捐银一千七百两，合州绅士商耆，其乐输银三千四百二十三两九钱三分，内有绅士未缴银一千零五十四两一钱二，共实银六千五百六十九两八钱三分……，共用过银六千八十三两九钱三分，仅存银四百八十五两九钱，缘余升任衡府，一时催缴难齐，随代绅士垫出银一千五十四两一钱……，通详各宪批允正暑催缴，还项俱缴完之日，将乐输姓名银数另行勒石，以垂不朽云。乾隆二十年季秋月谷旦立” 。
   以上碑文改用现在的话说：“我舒成龙为修书院先捐资2500金，再捐银1700两，全州绅士、以及有钱的商号财主自愿输银3423两9钱3分，其中有的绅士未缴银1754两1钱2。合计应该收银6569两8钱3分。实际用银6083两9钱3分，因为我调任衡州府，一时催缴难齐，请代绅士先垫银1054两1钱，现在应该抓紧催缴查收，待款项缴齐之日，将这些乐输者姓名和银两刻石留记，乾隆20年(1755年)9月立”。
   舒成龙在以上这段话中用了两个“输”字，有学者认为这就是赌博筹资。但是笔者认为舒成龙虽然在北京有十三亲王这个政治背景，由于赌博在封建社会也属于闯红灯，舒成龙不可能冒这个风险。根据州志记载，舒成龙原准备自己捐资修龙泉书院西半边，社会各界人士知道后很受感动，阖州上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穷人最少捐一升米，连叫花子也想法捐鸡蛋四个，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编志者们粉饰之辞。事实上舒成龙升任衡州时，按照清朝规矩；州官离任要四柱清册：即人、财、物、武器要交割清楚。碑文中说 修书院所缺一千多银两，不得不请代绅士垫付，并且强调输银未缴者，必须限期缴纳。话中似乎还带有强制性。这与“乐输”和社会各界主动捐款的说法似乎有矛盾，令人费解。现旅居美国的荆门籍程宝林先生则认为：碑文中的“输”，自然是“捐输”一词之略，也就是自愿认捐之意。碑文后面带有强制催收之意，应解释为绅士们当时自愿认捐，已经登记入册，并获得官府、民间赞许，实际上已经得利(荣誉感)，后迟迟不缴，自然有戏弄官府之嫌，用现在的话来说，公开认捐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舒成龙离任前，自然要将这笔款子收回来，补其他士绅垫付的工程款项。程宝林先生的以上解释应该比较正确。总之舒成龙为修龙泉书院想尽了办法。
   舒成龙敢于挖掘历史文化，乾隆版《荆门州志》就是他组织编撰完成。中国道家学派创始人老莱子是否隐居过荆门蒙山(象山)东麓，无确切史料，宋彭乘根据传说，于北宋仁宗景佑年间(公元1036年前后)于蒙山东麓，凿顺泉，命名孝子田、孝子井。七百多年后，舒成龙治州，疏导顺泉，修建老莱山庄，构筑 “孝隐亭”，题刻“顺泉”和“老莱子之位”，为后辈打“老莱子”这张历史文化名人牌提供了重要依据。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明万历年间，有人于当阳城西竖上一块“长坂雄风”碑刻后，使荆门长坂坡一下跑到了当阳，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就史论史。如果舒成龙当初不善于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荆门城市就不可能有“三台八景”。 宜昌的欧阳运森先生曾在《 谈谈荆门与宜昌的历史亲缘关系 》一文中指出“荆门的同志很本份，一是一，二是二”。欧阳老先生的话是否值得我们深思？
                  （原发2004年荆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