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占荆门七年逃难生活侧记 李勋明转

芳心

乱世悲歌

----日寇侵占荆门七年逃难生活侧记

林发海撰述 刘经国整理

    我生于1932年2月1日，是抗战爆发（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父亲林长炳（又名林慰卿）在李祥兴杂货店当店员，母亲林黎氏（1954年第一次普选，登记选民时才取名黎启芝）在家摆摊做小生意。几年之后，我家先后增添了两个妹妹，大妹林发俊（小名桂兰），小妹林如兰（小名幺儿），这样加上哥哥林发权，全家共6口人。

安    居

    我家位于荆门县城关枣园街上四方口子下侧（现为东宝区龙泉街办团结街），房产是先祖连房带地一起买来的，整体格局一直保持原貌。房屋坐西北朝东南，房前是枣园街（团结街），屋后自有一块斜坡地（约3分地），地里还有原房主的两个祖墓。再后面是菜农的菜地，菜地后面是一条小河（现为龙泉公园的无名河）。我家的东边是鲁家，西边是张家。张家房屋深度只有我家的一半，房后约4分地属于我家。

我家是一座五进五出院子，宽约9米，纵深约55米。房屋石木结构，松木房架、檩子、瓦条，石块、石灰和粘土混合山墙。墙外青黑，墙内灰白，顶盖传统灰瓦。

   院子第一进是三间并排门面房，每间宽约3米、深约5米（后面四进房间面积皆同），房间是黑土地面。中间房是大门和人行通道，两边房各有一个铺台，用来摆放日用百货，母亲做点小生意。从中间门进去是天井，天井四周是小腿高的台阶，地面铺着块石。天井左边厢房是厨房，右边厢房是杂物房。从天井往里走，第二进正中是堂屋，堂屋左边正房住的是奶奶和姑婆（两位老人很早去世），右边是父母住。从堂屋往里走，是一个空场地，左边种有牡丹等鲜花，右边种有桔子等树木。这两进两出供我们自家使用。

    从场地往里走，第三进正中是堂屋，两边是东西正房。从堂屋再往里走，正中是天井，天井两边是东西厢房。第四进与第三进结构完全一样。从第四进天井往里走，第五进是一个大屋，里面空着。从大屋往里走，右边是一大块空场地，左边一侧靠南是猪圈，靠北是厕所。这三进三出用来出租。

靠着门面小店、房屋出租和两块田地，我们一家人过着平静而安详的中等生活。

出    逃

    1938年，正当我进入学龄期，准备上学读书之际，日寇把战火燃烧到荆门。11月，日军先后出动飞机百余架次，对荆门城区狂轰滥炸，血肉横飞，焦土遍地，死伤无数。城区除枣园街（现为团结街）、三里街（现民主街）、南门内的极少部分建筑外，整个城区主要建筑基本被炸毁。国民党县政府也转移到荆门、南漳、宜城、远安四县交界的三泉沟河（今宜城刘猴集陈湾），当地仍有新四军北山支队（荆门与钟祥交界的大山内）组织抵抗。

   城区不是久留之地。父母经过一夜合计，忍痛舍屋弃田，向西向北逃亡。父亲小小个子，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是幺妺，一头是炊具；母亲迈着三寸金莲，背着一大包衣物；我和哥哥、大妺各自背着自己的换洗衣物，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

    我们先逃到石莲人娃子沟李清海家。李清海经常到城区赶集，在杂货店买东西时认识了父亲。我们刚住下来，父亲抱着侥幸返回杂货店，希望能够保住家人生计。没过几天，日军发动更加猛烈的轰炸。母亲不知父亲生死，担心天有不测，整天伤心哭泣。后来，从难民中听到消息说，有人看见在大轰炸后，父亲满身灰尘，从俑壁（小南门正前方约一百多米处一堵高墙，民间传说挡邪的）后面逃出来，杂货店也被炸毁。生意做不成，父亲只好逃回石莲，带上全家跟随人群继续流浪，先后逃往姚河、栗溪等地。1938年底，我们反转逃回烟墩集安团（团防所在地，现为栗溪镇尖山村），从此借住在陈学炎家里。

    陈家位于一座小山脚下，家有老两口子和一个儿子（就是陈学炎），一个童养媳（姓陈），一共四口人。当时，我称呼老人为陈大爹（不知名字）和许妈，叫他儿子陈学炎为陈大哥（比我大5岁），叫童养媳为陈四姐（约11岁，在家排行老四）。

遇     险

    尽管陈家人各方面照顾我们，但是还是遭遇到好几次险情和困境。1940年农历五月初一，从东北面圣境山方向，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声音由小到大。在城里被炸怕了，一听到飞机声响，我们就疯狂向外飞奔。准备通过稻场，下到河沟，穿过小溪，躲进对面大山丛林中。但是刚过稻场，飞机就飞临头顶，我们只好顺着地势，躲到稻场下坡的岩壁边。岩壁2米多高，顶上是茂密的荆棘杂草，下面是窄浅的干简沟。上面阳光普照在明处，下面杂草丛生在暗处，所以从上往下看不到，从下往上看得清。我们一家人贴着岩壁，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上面，竖起耳朵闻听动静。

   不一会，就听见行人的脚步声。我往上一瞟，只见一队日本兵，脚蹬浅黄色牛皮鞋，在稻场前小路上，从右往左，一字排开，整齐有声。为首的斜举太阳旗，后面的都背着枪，枪刺上闪着寒光，还有的扛着机枪。队伍行进将尽，我就纳闷了，人人都说：日本鬼子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怎么连屋都不进呢？正在琢磨的时候，几十个日本兵已经走过稻场，收尾剩余两个，一个拎着个壶，先后向陈家大门内和尹婆婆的小偏房泼油（后来猜测可能是煤油），另一个跟着点火，两座房屋立刻起火燃烧。

   我们心里很急，心想：这下可完了。等到日军走远后，我们急忙从草丛中钻出来，只见陈家已在全力灭火。原来慌乱之下，陈家往后跑，我们往前跑。日军离开时，他们看的更清楚，所以第一时间冲出来灭火。只见陈大爹只身上房下瓦，其他人有的帮忙接瓦，有的提水浇火，有的用扫把或树枝扑打，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将火扑灭，避免了更大灾难。

   以后得知，凡是日军经过的地方，都要烧光杀光。阴历五月底的一天，从外面传来消息，说日军又来乡下扫荡（乡民称之为打闹）。父母害怕极了，慌乱中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了一包炒米就往外逃。在沿着山路乱转时，偶然发现一个隐蔽之处，就把我们躲藏在里面。

    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山沟中，上面大树参天，枝叶遮盖严严实实，下面有个小空间，可以供六人容身。下雨这里行洪，平时这里没有明水。天慢慢黑下来，尽管是夏天，山里白天凉快，夜里也很冷。父母用被子把我们四人围住，慢慢地我们兄妹四人睡了，他们却不敢大意。当时山里野豹出没，常有伤人传闻。他们一人拿着一根木棍，整夜守护在门口，生怕野兽伤害我们。

   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山沟里，我们整整躲藏了三天三夜，随身携带的一点炒米早已吃光，外面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联想到日军暴行的传闻，我们还是不敢轻易回家。饥渴交迫之际，父亲趁着夜色，拿着我们的棉衣，小心翼翼地摸到山下秧田，将棉衣浸湿，再带回山沟，拧出水来给我们喝，我们早已饿得奄奄一息。

    另一边，陈大爹和许妈熟悉地势，消息灵通。他们知道安全后，提前回到家里。知道我们几天没有回家吃饭，就为我们做好可口的饭菜，有白米饭、炒鸡蛋、蒸腊肉等，让陈大哥送给我们吃。因为地形不熟，陈大哥转了几圈，也没能找到我们，便将饭菜原封不动地提回家。陈大爹见状说，他们一定就在附近，不会躲得很远，哪有找不到的？转身带着陈大哥，将饭菜重新提上，辗转山上山下，终于找到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全家这才饱餐一顿，躲过了生命的一劫。

遭    难

    在陈家避难三年之后，父亲联系上原来帮工的店主李祥兴。李家有四家佃户，其中有吴氏三兄弟，老大吴邦家、老二吴邦本、老三吴邦道，还有一户姓姜的，已经记不起名字，他们都在周集乡吴家湾（现为界山村）。1942年春季，父母带着我们转逃到吴家湾，借住吴邦本家，准备靠李祥兴佃户的租粮为生。不想当地连续三年大旱，李祥兴佃户自身难保。当地农民靠吃野荸荠、野菜、树皮为生，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困难，只得以黄岭木花、山荆条叶，甚至观音土为生，经常饿得昏昏沉沉，浑身乏力。

   黄岭木花生在深山高大的树上，要用竹杆绑上钩子勾下来。像谷穗一样，一串串的，每朵比花椒略大，呈黄红色。把花摘下洗净，加点面多加水，煮出一锅淡黄色稀糊，味道有点怪有点臭，虽然不是那么浓烈，但实在难以下咽。山荆条叶山上路边很常见，这种叶子一个叶柄上有5匹，像撑开的手掌一样大，正面浅绿色，反面灰色。摘回来洗净切碎，加面加水煮成稀糊，味道刺鼻，闻之作呕，下咽更难。黄岭木花、山荆条叶平时都是砍来当柴烧，这个时候成了救命粮，到后期甚至一扫而光，成为人们争抢的宝贝。

   1942年春末，为了维持微薄的生活，母亲把穿烂的裤腿做成布袋，父亲和哥哥拿着布袋和赊来的竹篮，从当阳育溪河贩运李子到周集卖。哥哥背着布袋，父亲扛着篮子。途经一片松林，突然窜出一名匪兵，端着枪拦路搜身。可怜父亲微薄本钱刚刚进货，还没来得及回本，哪里还有余钱？匪兵见一无所获，气得飞踹一脚，还恶狠狠地骂道：“穷鬼，滚！”不料，这一脚踹进父亲的破衣洞，匪兵被意外绊倒。这家伙恼羞成怒，起身抡起枪托，朝父亲一顿乱砸。父亲当即晕死过去，等到苏醒后，踉踉跄跄拖到家，随即瘫倒在地。接着几天，父亲大口吐血，大量屙血。衣食本来就无着，哪里还有钱看病？父亲又病又饿，病情日重，慢慢地卧床不起。

    屋漏偏遭连天雨，船破却遇顶头风。父亲病重之时，家里更加困难。4岁的小妺只能吃到树叶、野菜稀汤，天天喊肚子饿，要东西吃。由于严重营养不良，经常拉稀，造成长期脱肛。每次拉完稀，都翘起屁股，让哥哥和我帮忙揩。只   见她肛门外，脱出3-4寸长的直肠，红刺刺的。我们用树叶或破布包着，帮她慢慢揉进去。

那天晚上半夜，小妹持续不断地哭泣，边哭边喊：“妈妈明天去周集啊……买果子（即油条）回来啊……要买一盒（12根）啊……我要吃啊……”她不停地嚎叫。当时自己不太懂事，暗嫌妹妹吵得睡不着觉。渐渐地，妹妹力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小，我也慢慢睡着了。天没亮，父母的哭声和房东的叹息声惊醒了我，原来小妹已经断气。父亲正病卧在床，母亲饿得体力不支，加上过度悲伤，已经动弹不得。房东吴家兄弟见状，赶忙找来衣物，包裹好妹妹，夹在腋下，送到屋后山林，挖个小坑埋葬。

    1942年底，父亲终于支撑不住。有一天天没亮，我又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原来父亲已经在后半夜含恨而去。幸亏吴家老大吴邦家牵头，李祥兴的其他3家佃户一起帮忙，从山上砍下一棵古松树，锯成五节做成棺材。父亲在停放4-5天后，被安葬在妹妹旁边的山头上。后来，1959年，全县开展毁林扩田运动，父亲和妹妹的坟墓被平毁，尸骨不知所终。

   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和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母亲不得不于1943年初，将我和哥哥先后送给吴邦道、却正兴、袁某某等当放牛娃，为的是混口饭吃，不至于饿死。

   当时，我还不满11岁。每天凌晨3-4点钟，就被老板叫起来，牵牛到山上放。待太阳升到树梢，约摸8-9点钟，把牛赶回家。吃完老板留下的剩饭剩菜（早饭）后，如果是冬季，就到山上扒松毛草、枯树枝；如果是夏天，就去砍荆条棵子、刺棵子，捆成小捆放着，晾晒干后背回去烧。午饭后，在中午最热时，到田边割草，背回家喂牛吃。4点左右，去挑水浇菜园。5点左右，再牵牛上山。由于山上草少，牛不容易吃饱，要等到天黑好一会，才能赶牛回家。晚上，继续吃老板留下的剩余饭菜。我就这样，一天到晚连轴转，没有休息时间。一年到头见不到一点荤。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直到日本投降。

回     家

    1945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在吴家湾后山上，正骑在牛背上放牛。远见一大队鬼子兵，举着太阳旗一路南下，我连忙将牛赶入附近的黑松林躲藏。见鬼子兵没有散团入村扫荡，只有收尾的两个进村，很快又归队。一会儿，附近传来高声欢呼：“日本鬼子投降啦！日本鬼子投降啦！”顿时，全村老少蜂拥而出，有的高声宣读日本投降书，有的猛敲锅碗瓢盆，有的击打犁耳贯（音）头（铁制耕田农具），有的鸣放土枪（鸟铳），热烈欢庆胜利。这是村上从未见过的狂欢，有人点燃稻草，竟然烧毁了村里好几垛柴草。

   终于，我们可以回家了。9月，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妹三人，提着简单的衣物，急切地从吴家湾出发，满怀期待地回到枣园街的家里。可是，我看到的是一幅荒芜破败的景象：我家院子的第一进门面房，已经被邻居张家占用；后面天井左厢房，被张家打通，作为两边穿行的通道。第三进堂屋后面的所有建筑（占总面积一半以上），包括天井、正房、厢房、大屋、猪圈等全被毁坏，只剩下3米多高的孤零零的山墙，以及地面上混杂的瓦砾、碎石、木屑、积水、乱草等等……原来所有的家具、用具、衣物、杂物等，早已一扫而空。

    经历七年流浪漂泊之后，我们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一个魂牵梦绕的家。但是物是人非，愰若隔世。六人出去，四人回来，父亲和小妹永远长眠在异地。

    这还是我的家吗？天地呜咽！

     2022年1月18日于广州

  注：（原载于荆门日报社九派通手机客户端寿乡栏目2022-4-26；2022年5月14日《荆门周刊》第20期“往事存档”栏目；

2022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5周年纪念日茂名日报往事栏目（上），7月13日刊载(下);7月7日、13日茂名网（上、下）

2022年7月21日沙洋文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