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有个林发海

芳心

荆门有个林发海

——一位九旬老人的传奇人生

刘经国

素有“荆楚门户”之称的古城荆门，位于湖北中部，汉江中下游。北接襄阳，西靠宜昌，东临孝感，南通荆州，交通便利。夏商时属荆州之域，西周分属权国、鄀（ruò）国，春秋战国属楚国，历史非常悠久。在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工业城市，如今流传着一位九旬老人的传奇故事。

他16岁参加革命，21岁斗胆上书政务院（今国务院）促成国家斤两改制，23岁成为湖北省商业厅首届劳模，65岁第一次投稿即在省部级刊物《中国保险报》发表作品，81岁自当律师打赢10年房产官司，90岁与肝癌顽强斗争取得胜利，一辈子兢兢业业、奋力拼搏、勇攀高峰，他的名字叫林发海，一个传奇的名字，一个平凡而可敬的老人！

16岁参加革命

1932年2月1日，林发海出生在荆门县城关枣园街（现荆门市东宝区龙泉街办团结街）。当时正逢红军攻克荆门，贺龙的主力部队途经枣园街的家门口，由西向东行进，为此，父母便为他取了乳名“红生”，意为红军经过时出生的孩子。他从一出生，就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他的族叔林旺儿也是在这时，跟随贺龙的部队参加了革命。

童年的生活无忧无虑，很快进入学龄期。准备上学读书之际，日寇把战火燃烧到荆门。1938年11月，日军出动飞机，对荆门城区狂轰滥炸。父母不得不舍屋弃田，带领全家向外逃亡，开始漫无目标的流浪。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逃难七年的一家人才回到家里，而父亲和小妹则早已因病饿长眠在异地。

为认识几个字，母亲将13岁的他插班初小二年级。经历苦难的孩子格外珍惜学习机会，因此他刻苦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仅读两年小学，母亲就无力负担学杂费，于1947年8月托人将15岁的他送到钟祥石牌，在一家民营合股企业——同合绸布店当学徒工，只管吃住。

1948年8月，南下的中原军区解放了石牌，成立荆钟县石牌区政府，组建石牌区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宣传队，他积极参加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工人宣传队活动。当时区政府分别在石牌、南湖、北湖等地镇压了5名匪、霸等罪大恶极的坏人，区工会对不法资本家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区长李民在斗争大会上宣布三条规定：一是资本家必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服从工人阶级领导；二是不准无故解雇工人；三是工人每月不得低于三斗米的工钱，不准迟发和拖欠。此时店里才按令每月给他发放三斗米的工钱。

目睹革命带来的新气象，他看到了前途和希望，兴奋不已，衷心拥护，积极参与一系列革命活动。他和年轻工人组织起来，在石牌的北湖、南湖、瓦瓷等地，轮番宣传“清匪反霸”、“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支援前线”等；深入乡村摸排阶级成份底细，组织瓦瓷乡阶级站队；主动参加街头巡逻、站岗、放哨等，坚定地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还踊跃宣传“抗美援朝”，动员社会各界筹资购买飞机、大炮等。这些宣传工作，极大地教育了农民、市民，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也迅速提高了个人觉悟。

林发海工作表现优异，很快得到区领导认可和重用。8月的一天，他正拿着红樱枪，在集街东头站岗放哨。工会通讯员通知说，区里马秘书找他。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区里，马秘书问愿不愿意参加革命。他不明白革命是什么？马秘书解释道：革命不是什么组织，是革命工作。解放军、我们地方工作人员都是革命同志，你现在做的也是革命工作，只是还不是革命干部。参加革命后，要去支援革命新（解放）区，要分到很远的地方去，你愿不愿意去？亲历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他，坚定地表示愿意，并立即写下申请书：自愿参加革命，服从组织分配。不久，马秘书宣布派他去黄石。

在要开往黄石的当头，因为身边无人照顾，母亲希望他离家近一点。刚好荆门获得解放，也属于新解放区，他被改派到荆门。就这样，他这个15岁的帮工，在16岁走上革命道路，迅速成长为革命干部。这是他个人光荣，也是全家人的光荣。荆门县政府民政科还专门制作了“军工烈属光荣”牌匾，敲锣打鼓送上门，挂在他家的门楣上。每逢重大节假日，居委会和学校还会上门，开展热热闹闹的慰问活动。他的妹妹和哥哥，也作为革命家属，安排了革命工作。

21岁上书政务院促成斤两改制

1950年8月，林发海被提拔为国家干部，分到荆州地区贸易公司荆门县商店直属门市部（地点在沙洋镇河街）当营业员。解放初期，荆门县行政机关设在荆门城关，沙洋镇是荆门经济中心，县八大公司都在沙洋镇。荆门县商店是荆门第一家国营公司，原由接收国民党县政府消费合作社增资扩建而来，公司下设有城关、马良、后港、栗溪、盐池、拾回桥6个分店，公司机关在沙洋镇。

由于房间紧张，县商店办公室和直属门市部都在沙洋镇河街合屋办公。到1952年有新门面后，门市部就搬到街对门。林发海是单身，每天工作和住宿都在门市部。当时荆门县商店共有100多人，直属门市部开始是5人。之后贸易公司按销售类别逐渐分成八个公司，门市部人员分流，只剩下他和老王（后调往五三农场）2人。由于工作出色，1953年他被任命为门市部主任。

门市部老王负责收发货，他负责收钱、开票。销售商品有几百种，绝大多数涉及以斤两计算。白天营业，晚上关门后，他负责逐笔统计商品数量、金额，汇总上报销售日报表。由于商品品种多、斤两换算繁琐，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忙到12点或凌晨才能休息，严重影响第二天正常营业。

想到全中国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还有合营、私营企业都是一种统计换算方式，即先将十六两制一斤计算成以十进位，然后再按价计算，每笔商品都要重复计算两次。工作非常麻烦，浪费太多劳力，耽误大量工时。关键是他一人负责几百种商品换算汇总，每天要忙到很晚，疲惫不堪，根本没有时间休息，于是便萌发改变十六两一斤的想法。

他想，这不是个人力量可以办到的，必须由国家层面改变才有权威。所以他就想着向国家建议：将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省时省力方便工作。但是又一想，一个基层小民，岂能影响到国家大事？考虑了很久后，他还是忍不住于1953年鼓足勇气向当时的政务院写信，提出了个人想法，建议将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方法有两种：一是将一两六钱改为一两，原斤不变；二是去掉六两，将斤缩小，以十两为一斤。当时天气不冷不热，他利用晚上下班时间，在门市部写的信。内容不长，就一张纸，主要讲了换算麻烦、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建议改进等，写好后就到邮局把信寄往政务院。

后来知道政务院将建议转送有关部委，一个月之内居然就收到了国家部委的回函。当时机关负责收发的是曾立人秘书（后调任西安某大学教授历史），他的职位仅次于公司经理，负责管理办公室工作。信函是曾秘书送到门市部给他的，是牛皮纸竖长型信封，中间是红色长方形框写着林发海的名字，左边下方是红色印制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部委”。内件由钢笔书写，左边有竖向机关名称，落款有部委加盖特大圆形红章，其内容大意是：林发海同志，你的建议很好，很有实用价值，我们正准备调查研究，改进推行……等。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试点基础上，开始在全国实施衡器计量全面改革，普遍使用十两秤。1959年，国家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将一斤等于十六两改为十两，在全国全面推广使用十两秤。

林发海的建议没有想到在六年后，真的变成了现实，同行们大大减轻工作强度，增强了统计准确性，提高了工作效率。想着个人竟然能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一点意想不到的贡献，他的内心十分欣喜。

最近从媒体上获知，温州三溪供销社主办会计姜周元也曾向上级建议衡器十两为一斤，政务院有关部门还向姜周元颁发了“中国衡器改革建议者”证书，姜被称为十两一斤首倡者。事实上，林发海和姜周元都是在1953年不约而同地向上级建议十两一斤，姜周元是写信给报社，而林发海是直接写给政务院；林是在同年的一个月之内收到政务院有关部门回函，而姜则是在第二年即1954年2月才收到回函，由此推测，政务院有关部门收到建议时间及回函时间，林应当都比姜早，所以林发海也是中国十两一斤制最早倡导者。

23岁成为省商业厅首届劳模

林发海深感文化水平不如人，但他相信勤能补拙，所以总是勤奋学习、埋头工作、任劳任怨。对于任何工作，林发海都是吃苦耐劳，笨鸟先飞，加倍努力。所以一般工作，比同事付出更多努力，成绩也更为出色。

1954年4—5月份，江汉平原暴雨成灾，造成普遍内涝。荆州地区从各县各行业抽调精干力量，奔赴灾区救灾。林发海作为贸易公司的代表，主动报名参加救灾，被批准分到潜江浩口，负责一个村的全面救灾工作。

林发海到达灾区时，村里的农田已被淹没，垸堤外洪水继续暴涨，垸堤随时可能溃口，村民被迫转移到垸堤上，搭起临时草棚生活。当务之急是防止垸堤溃口，组织农民救灾。他顾不上休息，一心扑到堤垸上。一方面组织灾民在垸堤上采摘野花椒，增加群众收入；另一方面，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垸内积水中，巡查提防堤垸崩溃。他把灾民组织起来，分成几个班，按班值守巡堤。沿垸查看水情，检查是否存在侵水，无侵水处是否存在缝隙；有侵水处是否存在漏洞，漏洞处是否存在冒泡，冒泡处是否存在管涌。

那天上午大约8—9点钟，他独自在垸堤的迎水面巡查，突然发现半腰有一处塌陷，长度约两三米，深约半尺，随着洪水的拍打有加宽加深甚至溃口的危险。他一边高喊“快来人啊，出险情啦！”一边奋力奔跑过去，纵身跃入水中，用手和身体护住塌坡。听到他的喊声，村民们纷纷围拢过来。正巧，荆门贸易公司驻潜江供销社业务股王股长（沙市人，长驻潜江）看见，大声疾呼：“危险……危险，快离开……快离开……”林发海毫不畏惧，坚持泡在水里。在他的影响下，村民们纷纷跳入水中，用手和身体护住塌陷处。

紧接着，他指挥大家分成几个小组，找来铁锹、箢箕、扁担、木桩等，有的现场堵漏，有的挖土，有的运土，有的填土，有的打桩，有的夯土……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大家在底边打上几十根一人多高的粗木桩，用新土填住塌陷处，再用木榔头夯实。经过几十人大半天抢险，塌陷处完全填实，险情得到控制。

亲临现场的王股长十分感动，当即向荆门县贸易公司领导作了汇报，林发海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度赞扬。因为防洪救灾成绩突出，1954年他被评为荆门县劳模，1955年2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受邀出席湖北省商业厅首届劳模大会。

23岁的他，第一次进省城。他清楚地记得，参会人员有四五百人，省长张体学作了大会报告，省领导宣读表彰决定时，他还专门注意到表彰文件上的名单，当领导念到他的名字时，心里激动地怦怦直跳。

第一次参加规模盛大的省级劳模大会，第一次见识这么大这么隆重的场面，他大开眼界，激动万分，感到莫大的荣耀，这是人生的高光时刻，非常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他抽空来到黄鹤楼边的照相馆，以一张黄鹤楼画作为背景，照了一张全身照，上面写着“省一届劳模代表会于武汉黄鹤楼留影”。因为临近“八一”建军节，所以日期就写着“55﹒八一”。至今他仍珍藏着这张照片，作为人生荣耀的宝贵见证。

65岁在省部级报刊发表处女作

因为躲避日寇战火，林发海从6岁开始，随家人在外流浪7年，错过了读书的大好时光。父亲在世时，曾用树枝和土石块，教他在地上写划识字练习。1942年底父亲去世后，他和哥哥不得不送给人家当放牛娃。牛老板每年买一本老黄历，他每天放牛时，就将这本东西带上山，当课本学习。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找一同放牛的人教。还以地当纸，以树枝和土石块当笔练习。

日本投降后，母亲赶忙安排他插班，十三四岁的他已经懂事。知道读书来之不易，所以拼命学习，成绩列年级第一名。各科老师都喜欢他，要他当全年级级长。有老师经常私人掏钱，给他买功课本，写上话语鼓励他。每逢休息天，他要上山砍柴割草，卖了补充学费。后来家庭入不敷出，无法继续供读。只好退学当徒工。

1948年8月，石牌正式解放，他参加革命工作，深感文化水平低，难以适应工作需要。开展宣传工作，遇到不认识的字，先请同事教。1950年，被提升为国家干部后，也是勤学好问，始终向身边同志学习。随身带着字典，边学边用。1955年9月，调入荆门县委机关。1965年8月，报名参加湖北省函授学院哲学专业学习。工作之余，他日夜拼命学习，考试成绩都能处于优秀。对组织分配的工作虽有压力，但从未拖后腿。仅仅学习一年多，文革大革命就开始，函授学习被迫中断，又一次失去了正规教育的机会。

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低，所以经常加班加点，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自己起点低，但一定要教育孩子，不重复上一辈的老路。成家有了小孩以后，他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不能时时督促辅导孩子。但只要一回家，他首先检查小孩作业和走访老师，询问小孩学习情况和学习表现。虽然经济压力较大，每次到大城市出差，必须为小孩买学习资料。每次出差回家，小孩们都要围拢来，在包里翻抢学习资料。

文革期间，有次回家检查长子的课本，发现学期虽完，但五科中上课最多的也只有十六课，有的课本基本未动。据说，这些课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编，有严重政治问题，所以必须废弃。同时，发现当时所谓的“学农”，实际上是老师把学生带到官垱镇五星大队，随便插了一块秧田，然后就回家了。他问小孩稻谷从育种到插秧的生长过程，孩子也一无所知。这样的教育状况，让他忧心忡忡。他当即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反映上述劳民伤财的情况，并且提出明确建议：一是学生应该以学为主，别耽误学习；二是学期结束，所有课程必须学完。

有人知道后，为林发海捏一把汗，担心被当作资产阶级反面典型受到批判。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他认为，自己一不反党，二不反人民，没有什么可怕的。文革期间又基本停课，学生的任务就是：抄读造反资料，批斗老师，四处串联。学业荒废，所获无几，耽误了一代人成长。

1977年9月，全国恢复高考，上大学必须考试。1979年，他的长子正好临考。他非常着急，到处寻找复习资料。得知县文教局（现教育局）找到原有的数理化资料，连日连夜用钢板蜡纸刻写。他也找他们求得一份，第二天请假送回沙洋。在长子急得团团转时，他将资料及时带回，孩子如饥似渴、如获至宝地日夜学习。高考取得好成绩，总分大大超过一类分数线，并顺利进入一类大学。

此后，无论是对子女、孙辈和他人的小孩，一有机会接触和电话联系，他都要嘱咐几句学习的事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三个子女，均考上大学。孙辈更是值得骄傲，长孙女北京大学本硕，美国大学博士；小孙女成都某大学本科，小提琴业余十级；外孙女美国某大学双学士，精通英语、日语,二胡业余十级。

他一生都坚持不懈地学习。在石牌镇上和下乡搞宣传时，宣传资料上很多字不认识，就将宣传资料拿回先学习；在纪检部门工作时，不熟悉办案工作，就积极钻研政策法律，努力提高办案技能；体检时，看不懂检验单外语符号，就去书店看检验学书籍；被保险公司返聘从事精算工作时，就重新学习保险、精算、理赔等业务知识；和某政府机关打房产官司无门，就去书店钻研相关法律条文；身体有些异样，就钻进图书馆、阅览室，学习医学、健康、营养、保健知识，学会养生、预防、用药、锻炼、自我诊断；退休后想养花、养鸟，就学习花鸟虫鱼知识等等。带着问题学，现学现用。

林发海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在县委组织部审干、肃反时，查清了两起国民党少将案件，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在纪检部门工作，突破了好几起大案要案难案，个人事迹被荆门日报、荆门电视台专题采访报道，荆门日报曾以整版刊登，多次被评为市优秀纪检干部。在退休返聘沙洋县保险公司工作5年，为公司挽回损失几十万元，年年被评为先进。1997年，65岁的他拿起笔，第一次给省部级刊物（《中国保险报》）投稿，一炮即中，一鸣惊人，开创全市保险行业先河。

时到今日，他仍然笔耕不辍，总结经验教训，剖析人生得失，写出了10多万字的回忆录。先后在《荆门日报》《荆门晚报》《荆门周刊》《茂名日报》《掇刀文艺》《沙洋文艺》《茂名网》等报刊网络发表新闻、消息、诗歌、散文等作品10多篇，新浪、网易、腾讯等主要网媒均予以转载，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孙辈们还准备把他作品结集出版，作为贺寿大礼呢！

    虽然他已经年逾九十旬，但是他坚定地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学有所乐。学无止境，乐无止境。

81岁自当律师打赢十年房产官司

1992年，林发海在沙洋镇退休。因为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加上1997年下半年老伴患上重病，为方便相互照应，他打算搬到荆门的女儿附近居住。2003年，林发海卖掉沙洋建设街的房改房，按当时市场议价，于10月10日以52000元购买白庙街道办事处计生办位于荆门市月亮湖路41号的一楼，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过户办证费由林发海承担，并按当时约定，一次性付清了52000元房款，接收改造入住了房屋，完成了应完成的主要义务，余下的只有应由卖房人依照国法、政令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证的义务了。

因为办证问题从2004年开始，林发海与白庙街道办发生纠纷。虽经多次反复协商，由于卖方的原因，延迟多年林发海仍未能领取到房屋权属证书，其原因有三：（1）卖方违法违约长达三年不提供总房产证，不为买房人申办房屋产权证书的转移手续；（2）三年多以后，虽然提供了总房产证，但又违法将与买房无关的“营业税及附加费”违法暗中捆绑，加在买房人办证费中，引发了争议；（3）给买房人办理权属证书用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早已过期作废，根本不能办证。出卖人不为受买人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行为，很明显构成了违法违约。因此，林发海于2006年夏天，诉讼到所在的掇刀区人民法院城东法庭，要求责令白庙计生办立即履行合同，承担协助办证义务。

可是，城东法院又将此案推到白庙街办司法办，由该办主任杨鹏程处理，而房屋买卖合同正是杨所起草的。这样杨受理后分别两边“协调”，做好了“工作”。要计生办依法出营业税，所得税及附加费共5000多元，林发海出办证费、契税2030元（包含了应由计生办出的50%的办证费在内）。林发海认为，虽然包含应由计生办应出的办证费，但涉及金额不是太大，还是违心地接受了。

杨主任通知第二天上午双方去签订调解协议书，林发海按时去了杨的办公室，可计生办主任马文彪迟迟未到，最后派他的副手胡斌到场，结果胡反悔。他说，现在房子涨价了，我们主动违约，按银行贷款利息付息，你住我们的房子，我们按月收租金。林发海当时大笑着说，法律认可我认可，你问问你们司法主任看行不行？

调解破裂后，林发海去城东法庭找张庭长，张最后摊牌说难办，我们法庭设在白庙辖区，组织关系也在他们这里，有些工作还靠他们扶持，你去找掇刀区法院。林发海驳斥他说，你头上顶的是国徽，门前挂的是天平，是代表国家的，秉公依法才是作为。那按你的逻辑，那我们国家如有涉及部委的案子，部委在国家辖区内，那只好找国际法院了？

林发海无奈只好找掇刀区人民法院，掇刀区法院立案庭说：你们原告被告都在城东辖区内，应由城东法庭办理。这样两边踢皮球，使林发海来回反转不能落实。一次，林发海又去找城东法庭，正好掇刀区法院的副院长在城东法庭检查工作，林发海抓住机会，找这位副院长协调解决。林说，我的诉讼已在城东法庭，掇刀法院立案庭来回推诿多次，未能落实立案。你们是代表国家的法院，不是“球场”，我是“自然人”，也不是一个球，被你们城东法庭和掇刀法院踢来踢去多次，你今天一定要给我协调落实，究竟该哪边受理？不然我今天不走，就在你们法庭过夜。这样逼着他们将案件定为掇刀法院立案。

2010年5月18日，林发海终于得以将起诉书送进掇刀区法院，请求判令白庙街道办事处协助林发海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并支付违约金5000元，承担迟延办证的罚金及因逾期办证导致登记费、契税上涨的费用，诉讼费由白庙街计生办负担。而此时离2006年夏天到城东法庭首次起诉已经3年，离2003年10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已近7年。

但开庭审理时，对方代理人陈玉金（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法庭上公然说合同是无效合同。其理由是：（1）合同是未经批准的；（2）计生办的房屋是国资办投资的，计生办无权出让；（3）《房屋买卖合同未登记》。掇刀区法院于2010年5月18日立案，在之后长达17个多月的时间里，头13个月作无效合同，长时间多次向林发海施压，并几次电话向他远在广州的女儿电话、短信施压，威逼林发海撤诉。

经一审法院违法超时限17个月22天的审理，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31日作出(2010)掇民一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对林发海主张的5000元违约金及契税证等上涨的费用不予支持。判决：（1）被告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政府白庙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原告林发海办理房产证，并向税务部门及代征部门缴纳作为财产转让方应当缴纳的税金及费用；（2）驳回原告林发海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元，原告林发海负担50元，被告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政府白庙街道办事处负担200元。

林发海不服掇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于2011年11月14日即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案卷仍压在区院。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2012)鄂荆门民三终字第 00017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林发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林发海负担。

林发海对荆门市中院二审判决仍然不服，于2012年6月18日向荆门市检察院递交了《抗诉再审申请书》；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26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鄂检民抗(2013)49号《民事抗诉书》，要求判令白庙街道办事处除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外，依法还应当支付违约金和对方损失。

2013年5月3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2013年9月4日，省高院借用荆门市法院法庭，开庭公开进行审理。2013年9月18日，省高院作出(2013)鄂监二抗再终字第00075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部分成立。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应予纠正。判决:（1）撤销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荆门民三终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以及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2010)掇民一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维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2010)掇民一初字第 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3）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政府白庙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林发海支付违约金 5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令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300元，均由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政府白庙街道办事处承担。至此，这起纠纷历时十年、前后经历三审的房产官司，以林发海大胜而落幕。

但是执行判决过程中，又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的小插曲。2013年11月22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林发海领取了判决书。林发海拿着判决书，找白庙街道办落实，白庙街道办事处与白庙计生办又互相踢皮球。其情况是：计生办原属掇刀区计生办的派驻机构，其房产也属计生办所有，法人代表是马文彪。后来进行机构改革，白庙计生办成了白庙办事处的直属机构，法人代表更换成了白庙办事处主任周先进。林发海找周先进落实办理省高院的民事判决，周推诿说：“这是计生办的事，你去找计生办。”林发海坚持说“你是判决书中的法人代表，我只找你。”后又没结果，林发海又去找计生办主任马文彪，他说“法人代表已更换周先进，我无权处理了。”最后林发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向掇刀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庭多次督办下，直到12月，林发海延迟十年之久的房产权证才终于办到手。

在整个官司过程中，林发海购买法律及参考书籍10多本，自学了《合同法》及《注释本》、《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物权法》、《物权法案例注释》、《房地产管理法》、《房地产案件审判依据》等10多种，到荆门市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报刊书籍100多篇（种），阅读各种文献资料20多万字，从中筛选汇编了18宗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和法律解答，他亲自撰写上诉材料《说明与请示》《我的抗诉申请书》《给荆门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的信》《立案难、诉讼难、依法公正判决更难》及给白庙计生办、街道办、掇刀区院、荆门市中院、市检察院领导写信等20多篇共计10万多字，各种复印资料加上信访、上诉材料堆起来超过1米多高。

林发海还专程北上北京《法制日报》主办的《法制文萃报》编辑部，南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室，上访咨询请教各地法律专家，从而确定他与白庙计生办所签《房屋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他是信守合同的一方，对方是违犯合同违法的一方。正是掌握了法律的武器，他才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坚决顶住权势和多方面的压力，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直到打到最高法院，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他终于如愿以偿：（1）延迟办证上涨的办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2）得到对方赔偿的违约金5000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办证费、延迟办证上涨的税费几万由败诉方承担。林发海不仅未出办证费，还净落三千多元。

林发海以七十多岁高龄自学法律法规，自当律师，坚持走法律程序，在一审二审不利的情况下，把房产官司坚持打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迎来省高院到荆门终审。以一己之力，历经十年、年过八旬打赢与政府机关的房产官司，令人啧啧称奇。他的房产官司被作为全国典型案例，收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主编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例选》第二十一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法制日报》所属《法制文萃报》编辑部，还特别向林发海老人约稿，希望他将漫长的诉讼经过和最后判决结果撰写成案例，向全国公开发表。

90岁与癌魔斗争，自信人生一百年

在林发海老人记忆中，除了1968年出差被确诊为高血压外，基本上没患过严重疾病，甚至连感冒也不曾得过，抵抗力超强，身体一直很棒，工作从来不知疲倦。

1964年春，他在荆门县委组织部工作，办公室有10多个同事先后患上感冒。有的症状轻，咳嗽、流鼻涕；有的比较重，头疼、发烧、喉咙肿。他想，这次自己难逃一劫吧？没想到，一个多月过去了，就他一人幸免于难，真是奇迹！

林老的身体素质和耐力也是小有名气。1978年春季，县体委举办马拉松比赛，他刚过46岁的老年线，就报名参加老年组比赛，老年组有160多人。比赛线路是从展览馆门口广场起跑，然后向东上荆襄公路，经车站过白云楼，从北面进入民主街，再进城跑回展览馆。起跑后，很多大个子一马当先，迅速冲到前面，把他这个小个子远远甩在后面。

农业局篮球队员、一米八几的袁明田超过他时，还不时回过头来，以嘲笑口吻喊：“加油啊，老林！”可是，他们虽然个大腿长起跑快，但却缺乏耐力。等到路程过半，速度就迅速降下来，而林发海则一直保持匀速前进，很快就超过了他们。林发海也以轻松口吻，回头对他们喊：“加油啊，老袁！”他保持速度继续冲刺，获得老年组第29名（前30名有奖），奖品是一双力士鞋，当时买鞋还得凭票，力士鞋也算稀缺商品。老袁则名落孙山，见他得奖，佩服地说：“没想到你这小个，竟然干过我这大个。”

可是有一次，着实把我吓了一跳。1980年，他调回沙洋镇任纪委书记。1982年，湖北省肿瘤医院来到沙洋，以离退休干部为重点，开展肿瘤普查。当时，部分年纪较大、尚未退休的干部，也参加普查，林发海名列其中。检查结果出来，是用英文书写的。他问医生有无问题，她吞吞吐吐，不愿告知实情。因此，引起了怀疑。

无奈之下，林发海去书店翻查检验学书籍，得知那个英文是指甲胎球。书上解释说：甲胎球只在两种人血液中存在：一是初孕三个月的妇女，二是患有肝癌的人。他这才知道，自己患了绝症----肝癌。他又拿着检验结果，去沙洋人民医院询问：是否可以复检？答复可以。复检结果为阴性。之后，他又去沙洋农场医院和荆门市人民医院复查，均为阴性。对此，他相当疑惑。

当时，省肿瘤医院是权威医院，参加普查的也都是专家，所以他还是坚信，专家普查应该准确，下面医院应该不准。肝癌是癌中之王，目前无法医治。于是，他不想无谓地浪费医疗资源。既然目前感觉良好，也就不需要任何治疗。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应该抓紧工作。

他埋头工作，拼命干活，已经忘记自己身患绝症。突然有一天，省肿瘤医院给他做检查的专家来信，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做过治疗没有？还能不能到武汉复查一下。随后，他便拿着来信，赶到省肿瘤医院。第二天去找她，她浑身上下打量一番，然后惊奇地问：你做过什么治疗吗？吃过什么药吗？他说没有医治，也没吃药。她便让他躺在诊床上，轻轻地按压腹部。他问怎么样？她说没摸到什么。便开了复检化验单，血液检查结果显示，甲胎球是阴性。没等到她第二天上班，他下午就买票回家了。以后40多年里，一直安然无恙。

1992年退休以后，单位每年在沙洋县人民医院组织体检，肝、胆、脾、胰、心、肺都没问题。2020年9月体检时，除高血压外，其他也都正常。2020年11月，林发海突感胸口不适，到社区医院----掇刀区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胃疼，开了点胃药，吃了就好了。2021年3月，林发海从女儿家（广州）过完春节，回到荆门不久，胸口不适复发。按照上次医生处方，自己买了胃药服用，但却没有效果。于是，林发海转到三甲医院----荆门二医再作检查，被确诊为“肝内胆管细胞癌”。

恰逢女婿在湖北巡察，他得知情况后，利用两轮巡察空档期，到荆门二医详细了解病情，另外咨询6位国内外专家教授后，将他接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肝胆外科就医。

当时，病情很严重，肝左肿瘤8.0×6.1cm，癌胚抗原（CEA）132（正常值4.7以下），门静脉左支癌栓形成，肝中、肝左静脉受侵，正向肝右蔓延。肝部疼痛难忍，靠止痛药维持。医生确认，病情已经进入中晚期，加上年纪太大，建议保守治疗。有人建议，回家好吃好喝，别动刀动枪地折腾，弄得人财两空。甚至举例说，某医管局领导的父亲是离休干部，患上胆管细胞癌后，全国到处寻医，费用全额报销，最后也没治好。这一度让他精神压力很大，眼前一片黑暗。

但想起一件往事，让他精神重新振作。那是1958年春末，林发海在县委肃反办公室工作（办公室设在当时县政府院内）。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去食堂买饭，碰到办公室同事龙克胜。龙买完一碗饭、一碗菜后，将饭菜就地放下，自己瘫坐地上。他问：怎么搞的？龙说：上午赛球有点热，就脱下衣服。下午有点咳嗽，以为着凉感冒。谁知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肺结核（当时很难治愈）。现在全身无力，走不动路了。林听后开玩笑说：不是肺结核害的你端不起碗。上午赛球拼命蹦跳都没问题，下午怎么就这样狼狈？你是精神信念出了问题。听林这么一说，龙提起了精神，挺身将饭菜端回宿舍。后来，两人因为工作调动分开，听熟悉他龙的人说，龙的病情明显好转，还升任工商局部门领导。

这样一想，林发海慢慢改变心态。在家人的鼓励和陪伴下，他积极参与治疗和锻炼，顽强地克服了两次化疗、靶向药、免疫疗法等带来的剧烈副作用，如呕吐、水肿、头晕、失味、厌食等。经过综合治疗，效果非常明显：肝左叶萎缩，体积缩小，肿瘤从8.0×6.1cm缩小为5.6×5. 3×4.2cm，没有发现肝右转移，癌胚抗原（CEA）从132降为5（正常值4.7以下），未见形成癌栓。前期治疗达到预期效果，主治医生张建龙教授决定实施肿瘤切除手术。

12月15日，林发海入院做术前准备。12月24日，正式进行手术。早晨七点半出病房，八点半开始麻醉，下午五点十五分出手术室，前后长达九个小时。手术顺利地切除了胆囊（病变）和三分之一的左肝（肿瘤），主刀医生是博士生导师张建龙教授。手术切除部分完成后，张教授专程端着切除物，走出手术室，兴奋地告诉急切久候的老人女儿：手术很成功，切除很干净。

手术前，林发海自己还做了一个应对方案，力争术后三天，下床步行锻炼。结果第三天，他就咬紧牙关，忍痛下床步行360米；第四天，步行480米，实现了当初预想目标。由于身体恢复迅速，术后仅仅一周，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张教授告诉他：病理检验切除肿瘤物，没有发现活性癌细胞。癌胚抗原指标（CEA）降为3.3（正常值4.7以下），红细胞、白细胞指标全部正常，治疗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张教授激动不已，主动提出和他合影留念，还直夸老人家是真正的成功人士。

老人家顽强战胜病魔的事迹在广东甚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茂名日报发表了老人家的抗癌心得《自信人生一百年----一位九十岁老人的抗癌心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写了新闻报道《九旬老人在穗实现缩瘤、降期、手术，直言有了活到百岁的底气》，此后搜狐网、新浪网、腾讯网、澎湃新闻、九派新闻、粤科网、广东科技报、网易、39健康网、医联媒体、知乎网等10多个网站以《九旬老伯“奇迹般”战胜肝癌，直言要活到100岁！》为题转载。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最紧要健康”栏目组专程登门拜访老人家，制作播出了专题健康科普节目《九旬老人战胜肝癌！癌症能否真的被治愈？》，作为全国肿瘤防治周活动之一，向全国播放。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公众号“最紧要健康GRT”也发表文章《全国抗癌日/九旬老人战胜肝癌！关于癌症你需要了解这些……》。

现在，老人每天坚持沿着珠江，从广州大桥漫步到中山大学北门，来回步行4000米。心情舒畅，感觉良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并且有信心和决心彻底战胜病魔，昂首挺进一百岁，亲眼见证祖国统一的那一天，见证党的二十二大胜利召开的那一天！

这是一个拼搏的老人，一个刚强的老人，一个倔强的老人，一个自信的老人，一个乐观的老人，一个纯粹的老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老人。

林发海,活出了人间精彩,活成了人间传奇！

2022年6月4日于广州

作者简介：刘经国，男，1965年出生，某央企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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