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河遗址城垣及田园改造初探

芳心

城河遗址城垣及田园改造初探

李勋明

       城河遗址位于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2006年10月经文物部门考古勘探，认为该遗址可能是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城址，目前遗址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湖北省第五批文物。八月十四日，笔者随荆门市政协文化调研组到城河遗址实地考察后，回来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踏勘情况，对城河城垣及田园改造作初步探索如下。

       城河遗址坐西北向东南，位于东西两河交汇之阳，北倚荆山余脉长岗，南襟古扬水河湖漂移冲积平原边缘，距长湖7公里左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北部最高处海拔51．6米，最低处海拔40．5米，相对最大落差9米。城垣分内外两圈布局，形如一只卧龟，龟居内圈，内圈东西宽398米，南北长540米。外圈不含护城河东西最宽处880米，南北最长点1068米。龟头朝北，正对200米外一岗岭头，其形如珠，喻神龟朝珠。龟头有两口堰塘喻神龟吐液，龟尾正对东南城垣缺口处，尾后有一堰塘喻神龟撒尿，通过卫视图可以明显看出其龟形城廓。

       目前该遗址在地面有城垣遗存的只有宽窄不等的南垣，宽20至30米，高2至5米，外坡陡峭，内坡平缓，乍一看确为汉代以前古城垣无疑。但是通过仔细观察地理条件，结合水文资料分析，该城南垣可能并非城墙，而是古代一处以防洪功能为主的堤院，其龟形城垣乃古人逐步改造田园风水而形成。当然，古代很多城垣也是堤院。

        为什么说城河城垣是堤院呢？一是该城池除了南部低洼处有围垣，西北和东部高岗地面无城垣痕迹，只有两圈环似城垣的农田，故只能把南垣暂定为堤院。二是实测南垣内外田地海拔高度均为40．5米左右，通过稻田流向还可以看出河道过去曾经临城垣而流，从而推断现南垣内外一带原为河流或沼泽地，不利于筑城。从军事角度分析，即使筑城也应在东部900米ｘ200米的高岗一线。三是现在把南垣东段缺口（龟尾）定为水门之说也不符合实际，实测水门地段比中部城垣底部还高近3米，所以该缺口实乃堤院出入口，而非水门。四是根据该地水文情况分析，遗址西港上游承雨面积有30多平方公里，而西南河岸均高于南垣地面，稍遇洪水，城内外必积水为涝，加之该城距长湖只有7公里，河道纵坡不到4米，一旦长湖涨水内灌，将使该地洪水淹没时间更长。所以根据水文资料结合南垣内外地形状况分析，古人先于城垣西南筑堰导水，迫使河道南移近200多米后，再构筑南垣堤控制洪涝面积，所以南垣是院堤工程。

       查同治版《荆州府志》，古代像这种防洪堤院在江汉四湖地区有三百余处，只不过规划没有像城河遗址这么有喻意。如古建阳驿城垣也是龟形，团林镇孟港村的龙荡、鲤鱼田以及蒋家台田园风水改造工程比城河遗址更为浩大（见附文）。现代人不注意观察很难认识其中玄妙。

       按照中国古代风水理论评析城河遗址龟形城垣布局，四象不高而俱全，东西南北均有近20条大小岗岭环列朝拜。其城垣北接长岗，南襟沃川，东岗高于城内2至4米，直下两水交汇处，西岭则逶迤直插西港。在古代农耕时期，人居高岗而猎，临水而耕，依河而渔，旱涝保收，堪为鱼米之乡，故千万年人气不衰，福祚绵长。我们还可以肯定民国以前当地百姓保护城垣意识很强，垣上必大树林立。如建阳驿南古城一样代代禁止砍伐城垣上的林木，禁止牛马畜类上城，以防破坏城垣水土，绝不是当今擅自在城垣上毁林、垦田、建房，否则城垣早已夷为平地了。

        总之，城河遗址不论是城是院，都掩盖不了它是一处田园风水宝地。其地下也许蕴藏着比屈家岭文化更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因为汉代以前的墓葬一般都选择在高岗之地。宋元以后，墓葬才开始选择在四面有山环护的落穴之地。目前发现中部较低之处有汉代以前墓葬区，可能与古代江汉平原水陆变迁有关。根据四湖地区地质结构资料记载，自冰川后期，荆州以北两江携带泥沙沉积区，发生了充填式淤淀。先秦以后，荆江通过夏水、沮水、扬水、建水等多汊分流分沙向前推进，至唐宋时，云梦泽解体后沉积推到长江一线。 而汉江水量虽然比长江小，但含沙量“河水一石，而泥六斗”。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沙洋堤溃决，直到隆庆二年(1568年)，才将溃口堵复，敞口达21年之久。这期间，四湖上区及中区以北地区有18年淹水，使得大量泥沙沉淀。可见城河遗址在先秦以前为云梦沼泽区。现在看城河遗址中部为汉代以前墓葬似乎低了，但在新石器时期却是高阜之地，故推断其城垣始筑期当在汉代以后，其主要功能为防洪。

        总之，现实的城垣及平面布局只能是一处堤院，不过，古代很多城垣也是堤院。若视为城池，人居应该在东部高岗一线和龟头西北200米外的圆珠上，有待仔细勘探后才能确定，也许会挖掘出比屈家岭文化更早的文化遗存。

      

       2020年4月27日荆门晚报《城河遗址初探（一）》

       2020年5月7日荆门晚报《城河遗址初探（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