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荆门州志》(一)
——从三部荆门志看李金玉
文/朱健国梅白(左一)于1957年9月6日与王任重(左四)等向毛泽东汇报
李金玉最后的照片——朱健国(左)2002年9月13日在荆州采访李金玉,25天后李金玉病逝
《荆门州志》,【清】 舒成龙 著,乾隆十五年(1750)出版,《荆门州志》校注整理工作委员会校注[关明成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1975年下放劳动的李金玉

1958年4月6日,李达(右一)与范文澜(左六)、吕振羽(右五)、吴晗(右四)等在武汉大学
目 录
一、 毛泽东称赞过的乾隆版《荆门州志》
1、三部荆门志皆与李金玉息息相关
2、毛泽东到底何时看到《荆门州志》?
3、梅白为何因《荆门州志》两次受到毛泽东召见?
二、 《荆门市志》与《荆门州志》的差距
1、今日方志失去“稽吏治”重要功能
2、赵富林难忘荆门 “沈集事件”
3、《荆门市志》雪藏“沈集事件”
4、 《荆门市志》与《荆门州志》编纂方法辨异
三、 梅白与李金玉之异同——两个优秀县委书记的悲剧命运
1、 赵富林是弘扬“梅李精神”的中介者
2、梅、李之共相
3、梅、李之异质
4、《毛泽东年谱》对梅白的支持
5、两个优秀县委书记的悲剧命运
四、梅白的四大疑案
1、王任重为何在1989年批梅白?
2、梅白因何于1968年入狱秦城?
3、为何胡耀邦1984年出面也不能为梅白恢复党籍?
4、梅白母亲到底是否烈士?
五、两部刘氏族谱呼唤“梅李精神族谱”
1、李金玉的三大疑案
2、 中华族谱对西方哲学的新注释
3、 李克俭《明初修<荆门志>旧叙》
4、刘继成传承五百年《郭现口刘氏族谱》
5、刘富道续编千年《三约堂刘氏族谱》
6、李达、钱让能、田家英、陈少敏反左新细节
六、附录:
(1)梅白《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
(2)王任重《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
《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赵富林著,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年2014年9月第1版
一、 毛泽东称赞过的乾隆版《荆门州志》
1、三部荆门志皆与李金玉息息相关
虎年(2022)先后网到三部荆门志。一部是毛泽东称赞过的乾隆版《荆门州志》,舒成龙纂修于乾隆十五年(1750),校注再版于2007年9月;一部系承接《荆门州志》重在新中国荆门三十五年史的《荆门市志》,出版于1994年6月;一部可称《荆门市志》补遗和订正的《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赵富林著),出版于2014年9月。品读这三部荆门志,不由得想到了荆州地区“三年灾害”时期的反左救民英雄李金玉(1955年12月-1965年2月任洪湖县委书记),其常从容独笑,坦然“人皆因䘵富,我独以䘵贫”,实根植于包括荆门史的中华文明优良传统。
表面上李金玉与荆门并无深切关系。虽然李金玉1980年12月平反复出时,收到的第一任职通知是“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他在朋友劝告下,想到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荆门县委书记梅白1962年在荆门推行“包产到户”救灾良策而蒙冤入秦城,便弃荆门而去了荆州长江修防管理处当了个老九副处赋闲。
可细读之下,三部荆门志皆与李金玉息息相关。
先看毛泽东对《荆门州志》的看重——
《荆门州志》的“重印乾隆《荆门州志》序“中首先强调——
“清乾隆版《荆门州志》是一部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的志书,也是荆门市档案馆保存的唯一一部完整的清代志书。时值该书刊刻面世253周年之际,荆门市档案局会同市党史方志办、市城建档案馆等单位,重新点校、注释并再版此书,以示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舒成龙主编的《荆门州志》曾经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阅读、收藏和好评。那是1960年10月,时任荆门县委书记的梅白在武昌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对他说:“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得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当县委书记,就要知道荆门县志。”梅白深知毛主席酷爱志书,精通历史。于是就派人连夜从荆门找来两部志书,送给毛主席阅读,其中一部就是舒成龙所主编的《荆门州志》。三天后,毛主席再次召见梅白,就阅读《荆门州志)发表感言和重要指示:第一,乾隆年间修的州志是最好的一部,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特色是团结汉人,这反映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同治年间编的好。第二,我发现州志反映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你在那里要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位置。第三,要科学种田。既要懂得科学,还要懂得历史。毛泽东同志还风趣地对梅白说,你送的《荆门州志》是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意思是说看完拿走还是永久留下?梅白说当然是无期徒刑啦!毛泽东同志对《荆门州志》的这番教诲,不仅为编史修志工作指明方向,而且对各级干部提出了尊重历史,以史为鉴,重视科技,全心为民的要求,值得我们深思和牢记。”(《荆门州志》,【清】 舒成龙 著,乾隆十五年(1750)出版,《荆门州志》校注整理工作委员会校注[关明成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页1)
2、毛泽东到底何时看到《荆门州志》?
上述之中有两个疑问,其一,毛泽东到底何时看到《荆门州志》?其二,梅白为何因《荆门州志》两次受到毛泽东召见?
第一个疑问来自查阅201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其中并无1960年10月毛泽东到湖北的记述,只有1960年10月10日毛泽东阅读湖北省委报告:
“10 月10 晨,阅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九月十八日关于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贯彻省委十条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页460)
《毛泽东年谱》不会记述毛泽东每天读什么书的细节,因此没有毛谈《荆门州志》的记录很正常,但毛泽东的离京行止是一定会准确无遗的。据说《荆门州志》校注整理工作委员会是以梅白的采访录音为据而转述的毛泽东赞《荆门州志》,以梅白这个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身份,他不太可能编造关于领袖的子虚乌有。
于是再细查《毛泽东年谱》,终于发现,1961年4月1日至4月8日,毛泽东从长沙到武汉住了八天,重点调查湖北“三年自然灾害“的救灾进展,先后与王任重、张体学、王延春、赵修等谈了湖北农村问题。而梅白此时正是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荆门县委第一书记——因1960年春荆州地区出现了饿死人十万人事件,荆门县出现了一个小公社就饿死一千多人的“沈集事件“,皆惊动中央。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于1960年9月紧急组建了荆州地委和荆门县委新班子:省委常委王玉珍接任荆州地委第一书记(薛坦降为书记处书记),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兼任荆门县委第一书记,与赵富林等和煤炭部的救灾干部闫大新组成12人新荆门县委书记处。
毛主席两次召见梅白,谈《荆门州志》,可能在此期间。请看毛此次在武汉细节——
(1961年)4月1日 晨,(毛泽东)到达武昌南站,在专列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汇报他二十七日(从广州)回到湖北后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包括社、 队规模,供给制,食堂,粮食,手工业、副业问题,还有商业问题。下车后住东湖客舍。
同日 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胡耀邦、王任重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这次来看中国,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十一年,大概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显著的成绩。你们革命胜利,我们很高兴 。你们政府的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叫作古巴革命政府,有"革命"二字。中国革命经过对内对外的革命战争。我们曾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花了很大代价,找到了一条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对阶级斗争、革命斗争比较熟悉,对于建设,如发展工业、农业,我们比较不熟悉,经验还不足。十一年的时间当然相当长,但要学会经济工作,还是困难的。最近几年,我们的工作比较深入,这方面的教训也比较深刻。如何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和多种经济 作物,如何炼钢、炼铁、增产煤炭、制造机器,如何找到石油并 且提炼制成各种可用的石油产品,所有这些都要有一个综合的平 衡。现在可以说有点经验了,也不能说有很多经验。苏联经验比 我们多。我们现在有一条经济建设的路线,有些成绩,但不完 全,有缺点。假如你们十年后再来,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经验。基 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同群众合作,不要脱离他们,要得到群众的同意。经济建设路线也好,理论也好,总是发动人民群众,同群众合作,从群众那里发源,如工厂一样,他们供给我们原料。意识形态是概括群众的反映。阶级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后,它的意 识形态、思想方面是可以改造的,但时间要长。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都是可以改造的,有一部分没有希望,是要反对我们到底的。
4月3日 晚上,(毛泽东)同王任重、张体学谈话,主要谈食堂和供给制问题。张体学从河南回来,向毛泽东反映河南(信阳事件)的情况。
4月4日 晚上,(毛泽东)同王延春谈湖北农村人民公社情况。
4月5日 晚上,(毛泽东)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赵修谈话,了解人民公社情况。
4月6日 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谈一九六一年的基本建设计划问题和老挝问题,王任重参加。
4月7日 下午,(毛泽东)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毛泽东询问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没有?究竟有多少荒地可开? 这几年高等学校训练了一些农业化学、土壤肥力的技术人员没有? 我从广州过来途中,在火车上看见插秧还是太密了。王震谈到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是由于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毛泽东说:在政治上也是这样,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关于公社的组织规模问题等,这方面没有像教科书那样发个本子,所以出了许多乱子。"十二条"只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和 "调"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和生产队内部人与 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六十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六十条"对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你和农业部用几个月时间找些全国 农业科学技术专家来研究一些技术问题,国营农场也来研究些技术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也要调查研究,可以编个教科书吗?你们就是要讲科学技术,我很赞成你搞科学技术。打仗要军事技术, 生产怎么能不学技术呢? 从来我们都主张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要掌握技术。毛泽东听王震说吉林编的农业技术课本写得好, 要王震找一本给他,翻译苏联的技术书好的也给他。毛泽东说: 五保户还要供给,有点共产主义。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劳动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现在调查,五保户 只占百分之一,人数很少。毛泽东说:在农村中真正将所有制问题改正过来,生产队之间的、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上面的瞎指挥完全改正过来,真正搞好了,形势有的一年就可以转过来,有的要二三年。二三年不搞积累,农民多 生产多留,多留就多得多吃。社、队都要有点积累,将来定个比 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4月8日 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临行前同王任重谈话,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两项基本原则 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页571-572)
上述中反常处是,没有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王玉珍向毛泽东汇报。作为湖北最重要的灾区荆州地区,理应在毛泽东的关注视野之中。怎么没有人汇报?
其实,聪明过人的王任重早已全力布置了荆州救灾汇报。
一是让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到荆州地区的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蹲点反五风,总结出了领先全国的反五风经验,早在去年十月便上报毛泽东,此次又让王延春当面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二是让当时王任重最信任的省委副秘书长、“龚同文“写作组副组长梅白(组长王任重),兼任荆门县委第一书记,代表王任重直接监控荆州地区灾情,当时省委副秘书长和县委书记并无专车,而梅白到荆门,省委专门为其配备了专车,可见王任重对其之特别重视。
那么很有可能,王任重在毛与湖北其他人谈话的几天中,让梅白两次作为荆州地区的特别代表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荆门州志》序中的梅白因献《荆门州志》两次受到毛泽东召见,当发生于此期间——1961年4月1日至4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期间。
3、梅白为何因《荆门州志》两次受到毛泽东召见?
接下来应该说第二个疑问。梅白为何因《荆门州志》两次受到毛泽东召见?
《荆门州志》序中说:“时任荆门县委书记的梅白在武昌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对他说:“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得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当县委书记,就要知道荆门县志。”梅白深知毛主席酷爱志书,精通历史。于是就派人连夜从荆门找来两部志书,送给毛主席阅读,其中一部就是舒成龙所主编的《荆门州志》。”
但人们怀疑,梅白向毛泽东献《荆门州志》,是王任重的主意,至少经过了王任重的赞同。因其向毛献《荆门州志》的主要意图,除了“深知毛主席酷爱志书”,更是要让毛泽东了解“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荆门和荆州的荆钟京地历来多灾,此次荆州饿死十万人,乃历史上常常发生的事,《荆门州志》中“祥异”篇就记载了“(清)成化二十一年旱,民多莩(饿)死。” (《荆门州志》,【清】 舒成龙 著,乾隆十五年(1750)出版,《荆门州志》校注整理工作委员会校注[关明成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页308)
果然,毛泽东读了《荆门州志》非常高兴。” 三天后,毛主席再次召见梅白,就阅读《荆门州志)发表感言和重要指示:第一,乾隆年间修的州志是最好的一部,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特色是团结汉人,这反映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同治年间编的好。第二,我发现州志反映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你在那里要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位置。”
1960年以来,毛泽东因饿死人事件频出,一直非常自责。10月26日, “(毛泽东)阅李富春十月二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 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干部十月二十一日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 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批示"请刘、周今 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0月 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对护士长说:国家有 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 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页469)
读了《荆门州志》后,毛泽东显然从荆州饿死人的历史中得到了一种宽松。对王任重极为赞赏,让其帮助湖南工作——
4月 11日(毛泽东) 致信汪东兴:"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去冬十月至今, 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页575) (未完待续)
作者朱健国
【作者简介】朱健国(本名朱建国),共生学专家、首倡伪现代化研究;1952年5月生于湖北洪湖。先后为“红卫兵”、知青、工人、干部、记者、作家、学者。曾供职湖北电台、光明日报集团、大公报、香港新华社《中国市场》杂志,占籍深圳。代表作有《东方健民潮》(中国民营企业研究,40万字,工人出版社1992年2月1版,田纪云、王光英、费孝通、王蒙题词、写序),《不与水合作一一现代化与伪现代化的冲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30万字),《中国杂文.朱健国集》(吉林出版集团 2013年3月1版)。待出版:《当代名士五十人访谈》、《李金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