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旧忆往话民国荆门周集

李勋明

谈旧忆往话民国荆门周集

张世鉴

（曾任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协副主席）

    不知人到老年是否都会恋旧，反正我一退休就很怀念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湖北荆门市东宝区周家集。手头有本《湖北省分县地图册》（1978年湖北测绘局出版），其中标有我的出生地张家畈村，是以珍藏至今。可是近年陆续看到有关荆门的一些史料，却对民国以来周集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均无记载，这又未免令人遗憾了！为补历史缺失，兹特不揣冒昧，谨将记忆所及的有关情况缕述如下，仅作参考。

一、行政建制

周集原是荆门县的一个乡级政权所在地，名为周集乡。北洋时期，乡级行政长官称“保东”，相当于今乡长。乡以下称“百长”，相当于今村委主任。百长以下称“牌长”，每牌下辖一二十家农户，是为最基层。后来蒋介石政府推行“保甲制”，改牌长为“甲长”，百长为“保长”，乡政府叫什么联保办事处”，乡级行政长官名曰“联保主任”。抗战后期，保甲不变，联保主任又称“乡长”。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解放初期。

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中期，周集乡的辖区大致是：东与掇刀、团林相连，南与朱店为邻，西以荆、当两县的界山为界，毗连脚东、育溪，北接烟墩（今漳河镇），共辖周集、却集、袁集等三个小集场，估计面积约近百方公里，我所较为熟悉的主要是周集附近特别是张家畈一带。

二、自然环境

周集位于荆门市西南，系江汉平原西北缘与荆山南麓的结合地。境内最高山峰为却集、袁集之间的那座“龟山”，其余均为低岗丘陵。两岗之间多有溪流，春夏之交，溪旁盛开的金银花、栀子花芳香扑鼻，沁人心脾，农民就溪筑坝引水灌田通称曰“垱”，如周集以东的皇姑垱、清明垱、竹马垱、史家垱等等，尽管规模大小不一，却都是历代农民的劳动结晶。岗地大都长有苍松翠柏，农舍桑竹成林。水绿山青，到处郁郁葱葱，真是一片如诗如画的锦绣田园啊！优美的环境必然招致众多飞禽走兽。大雁、燕子、白鹤、布谷鸟和秧鸡等候鸟逢春必到。鹤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周集东岗原有一座白鹤寺，寺顶耸立一只铜铸白鹤，被视为“神物”，所以很少有人伤害白鹤。秧鸡俗名“苦哥”，插秧时节农家的孩子们往往在田边、堰旁搭个窝棚，棚前张网。再用黄泥捏个发声器，对口一吹，仿声“苦哥”发出“苦哇、苦哇”的呼叫声；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往往能与凌空寻偶的“苦哥”相呼应。如果“苦哥”闻声撞网，则网落被擒，有时夜能捕六七只。野鸡不少，有人采用繇子捕猎，有人采用鸡鹰捕猎。以其捕猎不多，繁衍无碍。

常有危害家禽的狐狸、狸猫和黄鼠狼等野兽出没，偶尔还可见到豺狗子。冬天，有的农民在田边沟渠挖个拳头大的小洞，内置一枚鸡蛋，洞口安放竹卡诱捕黄鼠狼。黄鼠狼的皮毛很贵，有的一冬能捕十多只。

先前虎豹也常出没。据说上世纪20年代初期，家住白鹤寺的木匠李世焕两兄弟在乡亲们的配合下，就曾打死过一只金钱豹。40年代初期，何场地区一百多农民围捕一只华南虎，围了两天两夜，老虎还是跑了。我见过参与围捕的何场青年李鹤林，他的前额被突围的老虎抓了一爪子，留下一道寸把长的伤疤。

水生动物品种繁多。白鲢是主要鱼种，几乎家家堰塘都有放养。以其种苗来自湖区，需花钱放养，故当地通称白鲢为“家鱼”，严禁他人捕捞。野生鱼类主要为鲫鱼、黑鱼、鳊鱼、鲶鱼和鲤鱼、草鱼等类。黑鱼就在一些水塘中产卵孵化，鱼籽聚在一簇水草中，形如一个大驾圆盘，自觉的人们谁也不去惊动它。常见湖区渔民肩扛小划子和几只鱼鹰来到水垱中捕鱼。本地农民也有下卡子捕鱼的，以其所捕均为野生鱼类，无人干预。鱔鱼、泥鰍和龟、鳖、蟹、蚌等也所在多有，随处可见蛇有多种。最常见的为水蛇、乌蛇和蝮蛇。蝮蛇有毒，听觉迟钝，俗名“土聋蛇”，经常伤人。却集烟岗岭有个民间蛇医，就凭一些新鲜草药可疗蛇毒。

三、人口

民国从未普查人口，当时周集全乡究竟多少人口，恐怕谁也说不准确。据老人传说，明末清初时期，张家畈一带的原住居民仅有一户车姓人家，我小时见过车氏后人车家吉，其他人口，据说大都是在康乾时期从江西陆续迁来的。比如我们张家先人，相传原籍江西吉安县永吉村，沿途倒贩仔猪辗转来到周集，定居张家畈村，到我已是第八代了。如今老祖宗的坟墓还在张家畈。据称万氏先人也在江西。相传他们刚来落藉时，周集仅有一位周姓老妪开着一爿小茶店。后因人口日多，乃逐渐形成一个小集场，故名周家集。到我记事时，周集已有几百户人家了。

周集人口的民族结构比较单一，全是汉族。童年只听说何场有位满族妇女是开茶馆的，而周集却没有。周集乡的望族，当以原住却集附近的陈向英（号雄武）为代表的陈氏家族为最。陈家两兄弟不仅拥有千亩粮田，还养有兵丁，称霸一方。向英妻妾成群，人皆恶之。周集地方的万人杰等兄弟四人合计也有近千亩粮田。但人杰本人矢志从教，且有民族气节，口碑较好，不幸死于车祸。其他堪称地方名流的还有曾任荆门中学校长的周炳南、大学教授周学根、知名教师胡英华、地方名医赵萱阶，相继出任一区区长的苏美臣和万同，地方士绅蔡任之，洪帮大哥聂志新等等，若就人数多寡而言，苏、何、高、李等也都算大姓。

四、经济

周集地区较为封闭，民国以来，先后修建的襄（樊）沙（市）公路、汉（口）宜（昌）公路和荆（门）当（阳）公路，均离周集约10公里以外，街上的几家杂货铺大都从育溪进货，货运就靠“脚夫”肩挑驴驮。脚东一带的菜农到周集卖菜也是如此。陈立卿的药铺代办邮政往来信函包裹也是通过育溪的几家固定商铺代行代转。总之，相当不便。周集的经济支柱主要是农业，粮食作物以稻麦为主，秋收后种麦，麦收后插稻，一年两熟。旱地多种棉花、芝麻和各种豆类，间或种麻或其他杂粮。油料作物除芝麻、油菜外，还有木本油料木籽树。木子油通称“木油”，可制蜡烛，主要用于照明。还有一种大型乔木黄楝树，籽如绿豆大小，也可榨油，惜我记事时已经很少了。桃、李、梨、杏和柿、枣等果树，大都长在农舍周围，少有成片经营。还有一种栎树，果实形同板栗，俗称“橡子”，可制食用淀粉。今已不多了。丝、棉是重要经济作物，养蚕缫丝相当费工，从惊蛰育蚕到插秧缫丝，养蚕人得日夜操劳。30年代中期，周集约有三四家丝行，每天成交百十来斤，丝价每斤约3枚银元，相当一担谷价。蚕蛹富含蛋白质，可食用。废茧可制丝棉或纱织绢。蚕粪还是优质肥料。棉花多为自用。

不论贫富，几乎家家都有木制纺车，纺纱便是农家妇女冬天的营生。棉籽也做榨油，棉饼喂牛，棉杆还是优质燃料，周集的手工业者原也较多，迫于“洋货”涌进和大工业生产的压力而相继失业了。例如周集街头以挑水为生兼为乡政府鸣锣吆喝的杨鞭匠原以制鞭为业，“洋鞭”一来，只好歇业。张家畈的廖皮匠原是鞣制皮毛的，后也摆摊修鞋了。铜匠何全富原是加工铜器的，后因生意冷落，只好走乡窜户补碗补锅。还有为数众多的木匠、瓦匠、蔑匠、裁缝、石匠、砻匠、杀猪匠（民间厨师）、染匠以及“劁猪”、“旋鸡”的等种种工匠艺人，以其都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副业，尚能勉强支撑。用木机织布也较普及，光张家畈村就有3家。其中塾师张秉荣的妻子傅氏手艺较好，可以织绢。米业乃是当地农村的一大特色。不论周集、却集或其他小集场都有不少米行，每逢冬春时节，不少农民通过米行经纪买谷加工，肩挑驴驮运往当阳河溶、脚东、育溪等水运码头出售，挣点辛苦费。张家畈村的张念芝、张永登等都是享有信誉的米行经纪人，所以该村米贩也较多。村里最早出现的手电筒和毛巾（俗称“绉纱袱子”）就是米贩们带回的。周集、却集的餐饮业者主要经营大饼、油条、包子、馒头等大路货，兼营茶、酒、面粉，自己加工，名曰“饧行”，也做“饺子”，但非北方水饺，而是类似油条外裹一层加糖的粉面。这在其他地区很少见到，也许可算当地一种特产吧。有的农妇在街头支口锅灶，用自家磨的绿豆浆油炸成形，名曰“窝头”（俗称“呵欠粑粑”），与北方的玉米面窝头名同而实异。

30年代有天门一带逃荒的来到周集，以大米粉为原料制售“发糕”，物美价廉，很受欢迎。逢年过节，农家自炒的米泡和汤圆以及麻糖等风味小吃，更是相当普及。那时，周集较有名气的杂货铺是属袁兴圃。也有多家药店，为首的当属“胡谦泰药房”，兼营中西成药。其他如周孟叔、彭近光、张作轩等中医，自己把脉开方自己卖药。抗战前期，万德生回到周集也开过药房。30年代初，张永鳌在周集首开客栈（旅馆），客商称便。那时周集还有多家经营鸦片的烟馆和耍纸牌的赌场。此外还有一些走村窜户的货郎，兼收头发、鸭绒等废品。当时的货币以铜钱、银元为主。铜钱一枚为一文，千枚铜钱为一串。我记事时，这类铜币还在流通，但已有新铸的10文、20文的铜币了。最常见的是“四川军政府”铸造的形同银元般大一枚价值50文的铜币，8串铜币值一枚银元。1935年，国民党政府禁银元流通，推行所谓“法币”，银元遂步淡出。开始法币信誉还不错，与银元等值。抗战开始便逐浙贬值了。沦陷初期，日本鬼子一度强制推行它的“军票”。不久就被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所谓“储备券”所取代。但这种伪币很难取信于民，法币仍在广泛流通。

五、民俗文化

周集南临荆、沙，西接当、宜，惜交通不便，信息滞后，故民风纯朴，且趋保守，就其衣着来说，直至解放初期，人们仍以长袍大褂为常，还有个别老翁留着长辫的。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女童缠足也较普遍，北伐以后仍渐废弃。与此同时，女孩子人戴“勒子”、男人戴“风帽”的满族遗风也渐被淘汰。

女儿出嫁需备衣箱、衣柜和床第、被褥等日用家具，一旦嫁出再也无权过问父母家产。男方迎亲，礼送活猪、活羊及鸡、鸭、鱼、鹅和烧酒、“盒抬”（内装衣料、糕点）等件。婚庆一般两天。头天，男女双方各在自家沐浴穿戴分别待客。届时，新郎、新娘分别邀请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同辈兄弟、姐妹同座一席名曰“十兄弟”（十姐妹）大宴，意为告别童年。次日一早，男方的花桥登门迎亲，富裕人家伴有乐队相随，新娘着传统绣裙、身佩铜镜，依依惜别地哭着上轿，本家两名同辈兄弟相陪送亲。花轿一到，新娘在鞭炮鼓乐声中被迎进堂屋与新郎一起面对祖宗牌位行跪拜大礼，喝交杯酒，旋入洞房，第三天新郎伴着新娘回门，并对女方祖宗牌位行礼如仪，至此礼成。在这以前，也有交换生辰八字的订婚形式，一般均由父母操办，真正自主的基本没有。当地也有“童养媳”和“招女婿”等习俗。前者多为贫困所迫，后者往往为多女户所用。他们的婚礼名为“圆房”，因无坐轿迎亲的必要，故其程序也较简单。招女婿的新娘有权继承父母家产，也有传宗接代的义务，所以新郎入赘时一般需改从女姓。这对多女户来说，似乎也有某种积极意义。

死者通行土葬，葬则层次不等。富者先请风水先生选好坟地，择日入土。入土之前先请七八个道士祈祷两至三天，期间，子女披麻戴孝，迎送吊客，伴以“金童玉女”车马金屋等各种祭祀纸器，黑漆棺材，吹吹打打，喧赫下葬。次者也有三四个道士追悼一天。贫者也请个道士“明路”，意即为死者指明“超生”之路，贫困无助者也有葬于沟壑的。一般需为亡灵守灵35天，过了“五七”才算礼毕。

女儿临产需及时通报娘家。新生婴儿用槐树枝煎水洗涤（槐树枝叶有消毒功能）。娘家赠送用做醪糟的糯米，名曰“祝米”。婴儿满周岁行“抓周”之庆，即摆上笔墨、果蔬、小算盘及工业产品之类，逗引婴儿用手去抓；抓了笔墨，意即为“士”，抓了果蔬，意即务农，抓了算盘，意在从商，以此预测婴儿旨趣。那时人均寿命不高,三四十岁也有庆寿的。某些有头有脸的人往往以此为由乘机敛财，俗称“抓脑壳”，烟墩土豪周建章曾经通过“保东”给我家下过“抓脑壳”的请贴，纯属弊诈。抗战时期，洪帮大哥聂志新也过尽“抓脑壳”活动，还唱了一场大戏，好不威风。

每逢春节，舞龙、舞狮、高跷、彩莲船等多种形式的文娱活动总是少不了的。传统的龙灯扎制12节（润年13节）每节一灯，象征一年12个月。冯店附近田修国的皮狮子是用黑毛羊皮做的，舞时活灵活现。辅以耍大刀、打扛子、九链鞭等武功表演，很受欢迎。张家畈裁缝张延寿的鸡毛狮子也很活跃。他的狮子是用鸡毛沾的，辅以蚌壳灯、螺丝灯、彩莲船等表演，颇具特色。狮被视为吉祥物，每每听到锣鼓声声、灯笼闪烁时，有的农家就烧“旺火”欢迎它到门前表演，表演结束时再说几句祝词，主家则要送礼慰劳。高跷以却集表演者为多，却集滑稽演员刘三喜的花鼓戏班能演许多戏目，颇负盛誉。其中《张先生讨学钱》反映出了那时村塾学究的凄凉遭遇，相当动人，有时他也演些鬼戏，阴惨惨的！周集芦子大堰附近有个皮影戏班，比较专业，也能上演不少传统剧目，除在一些庙会定点演出外，也常应聘参加婚庆演出。此外，还有些马戏团拉洋片（类似幻灯）和耍猴的民间艺人，间或也在街头表演几天，演完就走。

30年代中期，有个外乡人提着一台留声机，租用张永鳌茶馆播放各种唱片，卖票收听，火了那么一阵。随后，万人杰长子万显世从武汉带回一台留声机，也在街上免费放唱几天，人们这才知道它叫“留声机”。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照相的住在张永鳌客栈开展照相业务，为期将近半年。热水瓶，自行车等也在周集出现，人称自行车为“铁驴子”。

六、教育

20世纪的30年代，周集的私塾可谓遍地开花，光张家畈村就有张秉荣、孙振声等两家私塾。每所私塾学童不过20多人，私塾的一大优点是“单兵教练”，课程灵活，即使相同的课本，进度也都参差不齐。缺点是内容陈旧，全以灌输为主，一味要求死记硬背而根本不知所云为何。我是1930年入塾启蒙的，离“五四”运动已有十年之久，但学校不供孔子牌位；较大的同学仍然在背“四书”、“五经”。唯一的变化是有的同学在读诸如国文、国语之类的新式课本。私塾颇重习字，每天必习一张大楷，天天不误，学费每人每年需交两三枚银元，相当一担谷价这种教育方式很难育出经世之才。据说张家畈村一位中过秀才的张晴岚老先生除能诌几句八股文外，连封信也写不了，可怜亦复可悲啊！

1934年，“荆门县第一区区立周家集小学”，利用周集街头一家店铺改建成立，区公署为该校拨了几十亩学田，并有校董会负责管理。校长、教师均由区里委派，不收学费，课程按当时的政府规定设置，音、体、美、劳（手工）样样俱全。当年招了来自周集、却集、朱店、张家场和烟墩等地的近200名学生（外地学生住校）。着装统一，按时作息，是为周集地区现代教育之先河。1936年第一批20多名学生顺利毕业，其中彭会钧、周占武（朱店人）、苏志依等3人举考入湖北省立十四中（今龙泉中学）。乡人传说那是中了“秀才”，以致声名远播，影响深远。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十四中西迁。周集小学的毕业生升学成了严重问题。1939年秋，乡贤万人杰从武汉避难还乡，利用万氏宗祠为校址，筹建“私立荆门求实中学”，并于当年招生开学。一时，荆门、当阳、远安、南漳、钟祥以至公安、石首、鹤峰、五峰等十几个县的失学青年纷纷前来报名就读。学校设初中、高中两部分，当即招生近300来人。万氏自任校长，所聘教师大都由武汉等地避难而来，都有教学经验，其中还有中共荆门地下党的一位名叫张石民（原名赵石，河北人）的负责人。为适应抗战需要，学校增设军训、国术等课程。当时，却集以东发现一座名为“昭王冢”的战国古墓，考古人员正在现场挖掘。学校适时组织学生前往参观考察，知墓已被盗，唯墓室壁画尚很清晰，惜好景不常,1940年6月荆门失守，学校被追停办了。

“求实”虽然短命，但其影响不小。首先是其中一批有志青年诸如马显祺（后更名马腾）、龙厚炳（后更名龙飞）、龙忠武、向希舜（后更名向前）等，相继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马腾曾任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授衔少将，其次是大大提高了周集的知名度。原求实老师吴达入（黄梅人）之子吴定安在其近年所著《路漫情长》一书中，还特别叙及乃翁当年避难周集的教学生涯哩！

七、社会百态

宗教迷信：周集庙宇不少，较为著称的是街南出口处那座大庙。建筑面积约近200平米，内供玉皇大帝、观音娘娘和武圣关公等大型泥塑。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为该庙庙会，焚香叩拜者不计其数。却集南边也有一座类似大庙。后来均改为小学。此外还有若干专神小庙，如八角庙、玉皇阁、关庙、白鹤寺、白马寺等等。至于土地庙几乎村村都有。庙宇虽全，但人们的信仰并不专一，盼生儿子拜观音，乞求平安敬土地，渴望发财拜赵公元帅，治病求医则向华佗许愿（华佗庙在脚东港）。也有专业道士，但都有家有室，仅为丧家做做道场而已，佛门弟子亦然，少有剃度出家的。倒是有几个斋公十分虔诚，不沾荤腥，常常劝人行善，类似“居士”，名者当称袁斋公。

租佃：佃农租种土地得先向地主交纳押金，但这押金一般只是象征性而已。具体定例我也说不清楚，退租时如数返还，常通租率为25%，即每收10担稻谷交租2担5斗，夏收免交。开镰之前，先请地主到田头查验稻禾长势和估产。如系丰产则按常便交租，如系歉收则酌情减免。地主收租以后应到荆门县城统一交纳田赋。逾期不交则有“差人”来催，更为麻烦。

高利贷：周集的高利贷相当刻薄。一般春借一担稻谷，秋则连本带利需还两担，利高一倍；到期不还，则连本带利又加一倍，通称“驴打滚”。所以某些有田人家如遇不便，宁肯典当土地也不愿借贷。抗战时期，新四军来推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减息最受欢迎。

牧童：农耕社会，几乎家家都有一条耕牛。夏天牧牛便是牧童的一大乐趣。他们成群结队将牛牵到山岗堰旁，或摘豆角、水煮野炊，或玩“打子”以做游戏，或对山歌以长知识。记得有首山歌歌词是：

甲：“大地日朗我的乖，我打歌儿你解开。什么天气下大雨，什么天气下大雪，什么天气出日月?”

乙：“大地日朗我的乖，你打歌儿我解开。就是阴天下大雨，就是黄天下大雪，就是晴天出日月。”

牧童大多没有上学的机会，他们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学得一些适用知识的。

治安：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导致军阀混战。什么“北军”、“南军”（指国民革命军）、川军你来我往，社会秩序相当紊乱，一时谣言四起。诸如什么“拉疙瘩”（绑匪）、“拆白佬”（小偷、诈骗）、“麻虎仔”（用麻醉手段诱割男童睾丸）等等，弄得人心惶惶，经常“炸场”。有天后晌赶集的人还没散尽，有人忽见南面大路上有几个“背枪”的正朝周集走来，见者拔脚一跑，立马“炸场”，事后一查，原来是几个背着扁担的米贩子，杯弓蛇影，又是一场虚惊。

乞丐：旧时乞丐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迫于天灾疾病而临时行乞的。这种人扶老携幼，举家乞讨，到年景稍好，又都回家种田了。二是残疾无靠者，其中的有是瞎子，有的是瘫子。他（她）们每到一家，人们总是供其吃饭，然后抽空再把他送到另一家。三是打着“莲花落”、“三棒鼓”卖艺的。每到一家先耍一番手艺，边耍边唱，主人随即施舍。其中耍“三棒鼓”的以天门灾民为多。有个名叫高万的叫花子，身缠两条乌蛇，兼卖蛇粪治疗眼疾，常在周集农村转来转去。四是较有组织的叫花子。他们一般成群结队的住在一些破庙里，遇有某户农家举办婚丧事务即匆匆赶去点放几响鞭炮，说段祝词，主人需同待客一样为他们摆放酒席，盛情招待。否则，他们也会采取偷鸡摸狗的手段加以报复。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那种“强叫花子”吧，较有破坏性。

匪患：约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周集来了一股近30来人的土匪，虽然衣着不整，但都有枪有刀，为首的人称“毕麻子”。他们一度盘踞周集，四处抢掠，为害将近半月之久后被“南军”驱赶了，交火的那天，只听枪声密如鞭炮，后人们才知那是“南军”的机关枪！

1937年7月6日夜，周集小学的住校生突然接到联保办事处的通知，说有股土匪可能夜袭周集，要准备疏散，弄得在校师生彻夜末眠。次日上午10时左右，周集南边突然传来几声枪响，人们以为真的土匪来了，又一度紧张，旋又通知照常上课，原来枪声是荆门县公安局的什么鲁队长带着几名便衣在抓“汉流”（即洪帮）。他们当天在周集街头相继抓了洪帮头目廖辉庭、张复生（屠户）、苏志祥等三人，未经任何审判，当场枪毙。临走时，鲁队长还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什么如今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和一个领袖即蒋委员长是合法的，其他均为非法，要坚决取缔！也就是这一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同年8月，还真有一股土匪窜到周集以西的碑坡一带向周集骚扰。尾随而来的是湖北保安师的一个营，在界山一带与匪交火。战斗持约近一上午，击毙土匪一名，该营也牺牲一名连长，土匪跑了。这个时期，偶尔也有“抢案”发生。

团防：大约1930年前就有所谓“团防”（地主武装）在周集一带频繁活动。其中城北张葆初、黄集杨笃庭、却集刘汝霖、何场何向寅等都是名噪一时的“团防”首领，各自有一百多“团丁”，你来我往，为害一方。他们常以“清乡”为名，四处骚扰，随意抓捕群众，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我爹因为一点姑甥龃龉的口角之争，被人告到刘汝霖名下，刘某竟然派出几名“团丁”前来抓人抄家，弄得鸡犬不宁。1931年，我的邻居张永奎被刘抓去，以所谓“红军探子”的罪名，不明不白地枪毙了。随后又来抓捕邻居张延龄，延龄拒捕，跳水自溺了！过去大人吓唬哭闹的小孩时总说“老霸子（虎）来了”，后来干脆改为“团防”来了，直将“团防”比做“老霸子”，可见人民对其痛恨的程度了！

抓壮丁：抗战事起，周集地区奉令征兵。征兵名额由区公署派定，每次大约应征二三十人之多。由于农民一向安土重迁，视当兵为“末业”，加之对应征入伍者又无任何优抚照顾，宣传教育又不到位，所以群众便视应征为畏途，东躲西藏，于是乡里干脆强抓，一旦抓到就五花大绑，如同囚犯一般，然后再用麻绳一一串连，押送县城交差，直闹得天怒人怨，哭声遍野。此时，精明一点的便找关系，找人情，将应征子弟送到乡里当差，有的索性花钱雇人冒名顶替，且还有个别狡黠之徒敢于受雇顶替，不过顶替应差以后很快偷跑回来，再次受雇，直至以此为业，黑幕重重，一言难尽。

八、周集苏维埃

辛亥革命以来，面对时局动荡和社会混乱，周集人民早已躁动不安了。最早出现的是“吃大户”，即成群结队的一伙饥民突然闯入某一富户人家，不抢不掠，只是要吃要喝，吃罢就走，再找另一富户。这类人群虽说赤手空拳，松松垮垮，但都较有组织，也较守纪律，只要给他饱餐一顿，再无违规行为，“团防”也奈何不得！

《荆门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载有离休干部任国钧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荆南土地革命纪略》，内称：大约1929年，上级党组织派黄官柏（化名李子清）来到周集以贩卖西药为掩护，住进胡谦泰药房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与胡家公子胡时铨交往甚密。据我所知，胡时铨原是黄埔军校第4期通信科的毕业生，同期入校的还有中途退学的苏美臣。以其在校受过些革命熏陶，倾向革命，时正赋闲在家，所以能与黄官柏密切配合。“团防”刘汝霖所说的“红军探子”张永奎本是贫穷潦倒的小知识分子，是张家畈村最早订阅报纸的人，这时可能也跟他们有些来往。还有时在宜昌读书的聂志新弃学归来，与胡时铨时有交往，也加入到他们一伙。就在他们的秘密策划中，周集的土地革命已是暗潮汹涌，喷礴待发了。

1932年元宵前夕，团防刘汝霖率领他的百十来个“团狗子”再度进驻周集街头，横枪勒马，耀武扬威。十六日午夜刘正抱着姘头寻欢，忽闻军号凄厉，枪声大作，熟睡中的团狗子早已魂不附体地狼奔豕突，全跑光了。刘氏一看不妙，随手提了条裤衩东躲西藏，落荒而逃。从此一獗不振，再也没有翻过身来。这次成功义举被周集人民称为“元宵暴动”，是周集人民杀向反对派的第一枪。参加暴动的农民约近千人，任国钧就是其中之一。人数虽多，但均为大刀长矛，像样的武器仅有3条半枪（所谓半枪是有一支打不响的）。其所以枪声密集，是在几只洋桶里燃放鞭炮，真真假假，虚张声势，而已凄厉的“军号”也不过是民乐常用的几只大喇叭。就这样竟把全副武装的敌人全都吓跑了！胜利无疑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诸如贫农协会等一些群众组织很快便由秘密转为公开，日趋活跃，张家畈村几乎天天都有群众集会。与会者或持梭标，或背大刀，有的索性手握扁担或木扛，好像随时准备战斗似的。逢会必歌，成为当时农村的又一亮点。其中一首以《苏武牧羊》曲改填的歌词是：“可恨团匪刘汝霖，勾结张葆初，联合杨笃庭；一起到，周家集，清乡又清人。还有一首《表家乡》的歌词是：“表家乡，住址在，俄国两交界。俄国的，共产党，传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组织来公开！……”

那时我才刚刚记事，但跟着邻居的阿姨、婶婶们竟也学会了好几首，至今记忆犹新。群众运动起来以后，据我印象所及，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首先是组织儿童站岗放哨，严密监视敌情。我家门前是通往却集的人行大道，每天总有一名年龄稍大的儿童在我门前松林中瞭望。二是清查奸细。严禁来路不明的货郎、乞丐随意流窜，以至乞念丐绝迹。三是破除封建迷信，几乎所有的土地庙全被摧毁。四是禁烟禁賭。周集原有几家烟馆赌馆，大都相继停业。五是查谷封仓，禁止稻谷外流。六是评定阶级成分。听说我家时被划为富农，房屋土地没收后再行分配，因为我爹为人窝囊，尚未见有批斗。七是平分土地。当时指定我家搬到房后不远处一户较小院落，重新拨了几亩农田，限期搬迁。我有几户贫农邻居已经相继搬入新居。八是“扩红”，动员贫雇农参加红军。任国钧的回忆说：周集南乡的苏维埃设在苏氏宗祠，主席苏永统。

我只依稀记得苏维埃确有其事，但不知苏永统为何人。正当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荆、当一带的地主武装也常来骚扰。不过他们大都以抢掠为目的，抢掠一通，迅即撤离。大约夏末秋初，“中央军”的一个李营长率部扑向周集，成天派出便衣四处搜索。见人就抓，抓去简单审讯一下旋即释放，如此持续将两月之久，群众被害得疲惫不堪了，活跃一时的某些骨干也相继逃亡。例如胡时铨就逃往武汉，通过他的黄埔校友投入蒋帮，最后官至国防部上校，再也没有回来。聂志新则逃往当阳，混迹江湖，后来当了洪帮大哥，抗战时期摇身一变又成了陈继衡游击队的一名领导成员，先前逃亡外地的地主老财们，这时也探头探脑的陆续回来了。

就在那李营长的主持下，很快组成一支反动“民团”，首任民团大队长正是反水分子铜匠何全富。他的人马不多，不过几十人，所有武器也仅几把大刀。以其熟悉内情，又有李营长扶持，所以危害不小。张家畈村的贫协负责人之一孙家麟及其兄孙家麒，相继被害；其中孙家麒纯系误杀，中农朱绍先之子朱某以及我的贫农邻居张延俊、陈人和等也相继被害。已经参加红军的刘宝因为部队被打散而溜了回来，也被杀害。连同筠被害的张永奎、张延龄等，这个时期光我们一个村的被害群众就有8人之多，还有被抓去拷打后经保释的不在其内。最后李营长一走，何全富也被反动派杀了！

周集的革命陷入低潮，但革命火种并未熄灭。记得1933年的夏末秋初，红军一支游击队来到张家畈附近的车庙住了几天，群众传说那是洪湖根据地的“独立团”来了，很受鼓舞。1934年秋，红军一支四五百人的主力部队，长征途中路经周集驻了个把星期。其中军马不少，又给群众以极大的期盼。而每当这个时候，民团那帮恶狗总是吓得东躲西藏，不攻自散，后来民团重组时竟无人应征，就跟“抓壮丁”一样只好强抓！我的邻居青年贫农张世喜几次被抓，他都闻风而逃，从未就范。

1935年，党又派了个地下党员陈继衡来到周集小学任教，开展秘密活动。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名叫魏建勋的天门人，以陈的同学为掩护，也与陈氏一起住在学校。两人同起同眠，形影不离，无疑也是一位地下工作者。期间，他们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不少革命歌曲，并在高年级同学中传阅《毛泽东自传》、《红星照耀中国》等公开出版的革命书籍。

1936年，陈继衡一度出任周集联保办事处主任，弃教当“官”了，他以这个合法身份开始实施他的“新政”。首先动员地主富商捐资买枪，组建一支二三十人的“自卫队”，一律黑色警装，像模像样。其次发动群众捡石头，在周集北头修了一座三层楼高的碉堡，派自卫队驻守。三是集资架设由烟墩通向周集的电话线路，木质电线杆和电话线都已基本架好，但不知何故始终没能通话。四是力图改善道路交通，设想将由周集通往却集的那条人行大道全部铺成碎石，可惜周集没有石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完成。

1937年抗战事起，陈又积极着手抗日宣传，如在街头张贴“大字报”报道战局，书写“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等墙头标语。是年冬，他因参加省里的一个什么训体班离职而去，职由廖承华接替。1939年秋，万人杰筹办的私立荆门求实中学正式开学了。中共荆门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张石民（原名赵石）奉命来校任教，并在学生中发展二年级学生夏茂林（当阳慈化寺人）为预备党员，由此可见，党在周集的活动从未停息。

九、沦陷的苦难与不屈的抗争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成功实现第二次合作，地虽偏僻地，周集群众也同全国人民一样精神振奋，坚信抗战必胜。邻居米行经纪张永登老人（张延龄之父）每当同我谈起战局形势时总是说：共产党有个军事家刘伯承，国民党有个“小诸葛”白崇禧，只要两党齐心抗日，不打内战，中国必胜。说罢又把胡须一捋，哈哈一笑，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此情此景极大地感染着我那幼小的心灵，至今难忘。秋收之夜，村里的男女老幼扎堆乘凉，谈论的话题再也不是什么东家长、西家短了，而总是抗日大局，说到高兴处叔叔阿姨们要我唱个歌，我就毫不犹豫地放开歌喉，唱起“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有时还在他们的鼓励下站在小凳上公开讲演哩，贏得一片掌声！

1938年夏，由伤兵组建的蒋军“荣誉师”一部来到周、却集一带，伐竹伐木，构筑野战工事。在周集清明垱西山岗就挖了不少散兵坑，在界山一带又修了若干枪炮掩体。不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吗，所有竹木主人都任其无偿砍伐，无怨无悔，只是后来这些工事都没起到任何作用，未免可惜。

1940年枣（阳）宜（城）会战，张自忠殉国，荆门失守。6月初，求实中学被迫停课。蒋军溃兵在隆隆炮声中一连三天三夜通过周集向西撤退，沿途丢弃不少枪支弹药。大约端午那天上午，一股300来人的鬼子兵扛着膏药旗闯向周集，赶集的人群一哄而散。接着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开始，人们以为是鬼子在烧碉堡。傍晚，人们蹑手蹑脚地回到街上，才知当天鬼子在街上吃罢午饭，继续向当阳慈化寺西犯。临走，将周集西边那七八十户商铺全部点火，统统烧了个精光。

面对那堆焦土，男女老少嚎天喊地，立马哭成一片。那可真是满目凄凉啊！这就是汉奸汪精卫极力鼓吹的所谓“和平”，这就是日本侵略者送给周集人民一份“见面礼”！

沦陷初期，鬼子沿着襄（樊）沙（市）公路、荆（门）当（阳）公路和汉（口）宜（昌）公路遍设据点，诸如团林、烟墩、育溪、脚东、河溶等地，都有小股鬼子驻守。周集因为不通公路，一时成了上述各地逃难群众的避风巷，难民相继涌来。光张家畈村接待的难民一时就有七八户，约近30多人，难民多了，一度也给周集带来了虚假繁荣，每逢热集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但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打架斗殴者有之，半夜抢劫者有之，特别是食盐供应一度相当于紧张。

所幸求实中学存有上千斤食盐，商诸校长万人杰同意全部应急，后因蒋军军情人员打开一条通往后方的秘密小道，外来逃难者随即做起了贩盐买卖，本地不少农民也相继加入。周集一时又成盐业中心，光盐行就有四五家。由于生意兴隆，被烧的那半边街很快也都重建起来了。

可是鬼子是绝对不会让咱安宁的。各个据点的鬼子兵经常三五成群地来到周集骚扰，见了猪牛鸡鸭就抢，见了青年妇女就淫，无恶不作，弄得群众忍无可忍。来自团林据点一个鬼子窜到周集以东某村抓住一名青年妇女正欲施暴，不想几个青年尾追而上，几扁担就将他结果了，后把尸体塞进水洞中。次日鬼子便来烧房寻尸，进行报复，直到挖出尸体为止。这是最早的一起抗暴事件，传说颇广。后来，烟墩据点的一名鬼子窜到刘院寻找“花姑娘”，一对青年夫妇被逼无奈，委与虚蛇，假意先行招待，然后满足他的兽欲。正当鬼子吃喝之际，男人乘机举起菜刀劈向那个色鬼，送他上了西天，此举无疑又曾遭到烧房报复。苏家畈村的青年妇女苏水秀从娘家返回何场，途遇一群鬼子欲行轮奸，坚强的水秀一口咬掉暴徒的一只耳朵，鬼子跳起来当即杀死，赤身裸体地丢到一口水塘里。凡此种种，一再体现了周集人民不畏强暴的崇高骨气！

由于鬼子的不断扰，严重影响着当年秋收。大约8月初旬，联保主任廖承华邀请地方名流万人杰、周炳南、万同、陈立卿等齐集高氏宗祠的一个茶馆里共商对策。大家七言八语，最后只好忍辱负重共举曾任北洋“保东”的杨和祥出任维持会长，勉维时艰。杨某虽说早已退出政坛，但也害怕那顶沉甸甸的汉奸帽子，推辞不就。廖承华等当即拍着胸脯说是此仍应变之策，任何时候大家都可做证，保他无罪。这样他才羞羞答答地应允维持保甲不变。然而他这个维持会长既非公民选举，又非汪伪体系委派，首先必须得到鬼子驻军的认可。为此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资购买几头活猪活羊并两坛烧酒，举着白旗到烟墩鬼子据点去纳款输诚。鬼子的什么宣抚班倒也热情接待并发给他若千“安民布告”令其四处张贴。我还依稀记得“布告”盖有“横田部队”印记。接着就是赶造周集乡的“花名册”，领取所谓“良民证”。

再就是应付各路诸候，不论鬼子、新四军以及什么游击队来了，都要为其筹粮筹款，谁也不敢得罪。原来以为通过这番屈辱总可保个平安，哪知鬼子并不买账，照样骚扰。就在那年秋收时节，烟墩据点一个鬼子窜到冯店附近，闯入一户农家喝得酩酊大醉，偶见放牛的贫农张延祥，哇拉几声上去就夺牛缰。牛是延祥的命根子，哪里肯给呀，当即飞腿一脚将鬼子踢了个踉跄。鬼子一怒拔出刺刀猛向延祥连刺七八刀，可怜的延祥最终倒在了血泊中。族人通过维持会要求鬼子惩凶赔偿，鬼子却说那是“酒醉失手而非故意”，不了了之，当年冬天，一股鬼子裹胁百十来个民夫窜到张家畈抢粮。张家畈村家家受害，光我家就被抢走近20石稻谷，还有一些衣物。后也通过维持会要求鬼子退赔，鬼子竟称“扫荡”周集，临走突发两枚迫击炮弹。炸死正在伐木的张处庚夫妇，害得他家家破人亡。

也在这个时期，又一股鬼子窜到周集农村“扫荡”时，先抓住一位青年妇女后又抓住一名中年男子，竟在索索寒风中喝令他俩脱光衣服“赛古、赛古”，鬼子则围成一圈，觜牙咧嘴地笑着取乐！那班禽兽不知的东西，你说他们还有一点人性吗?

最早出现在周集的一支30多人的游击队，为首的正是陈继衡、苏建中和聂志新等，成员大都是蒋军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武器可能也是到处收捡而来的。陈、苏原籍烟墩，且陈还是中共地下党员，聂氏家住冯店附近，时为洪帮头目，所以他们都有某种社会影响，队伍很快发展到200来人。当时，汉水岸边的石牌镇已有新四军活动。在陈的影响下，该部一度开往石牌打算与新四军靠拢。据说新四军提议他们改编，以其意见不一而未果，不久又回周集。这时该部已有近300人枪，下辖几个中队，而以洪帮弟兄为多，纪律日渐松驰。陈氏为防大权旁落，因又利用自己的影响组建什么“学兵队”。烟墩、周集的二三十名失学青年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应征入伙，其中就有周炳南长子周学涟，学兵队长为烟墩青年李荣圃，听命苏建中。至此，他们与聂已是貌合神高了。

1940年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一个团在政委李守宪等人的率领下，一举击溃荆南土匪左墨香，乘胜来到周集。周集人民见其军容整齐，纪律严明，真如大旱之望云霓，奔走相告。地方名流万人杰、周炳南及联保主任廖承华、维持会长杨和祥等迅即筹集一批慰问品前往慰问。随即部队也在驻地隆重召开“军民联欢会”，着重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国际形势，号召失学青年就读“洪山公学”，会场悬挂着马、恩、列、斯画像，还有一些歌咏节目，开得生动活泼，非常成功。那次我也有幸参加，第一次听说波罗的海三国正式加盟苏联，第一次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之受到一次良好的教育，精神为之一振。不久，我随荆当两地近20名原求实中学一起报名“洪山公学”，后因家庭阻挠而被拽了回来，至今引为至憾！

所幸自此以后，新四军便常在这一带来来往往。1941年元旦前后，新四军15旅政委周志刚带着一个连正在周集街头宣传群众，不料一股鬼子（约百十来人）正由东面向周集袭来。那天赶集的群众很多，为保护群众疏散，周政委当即指挥部队迎击战斗。持续半小时左右，眼看群众均已平安逃离，我军牺牲了两名战士，亦随即撤退。在整个抗战期间，这是周集地区唯一的一次对日正面作战！牺牲的两位英烈后被埋在周集西面一家农家后园，据说坟墓至今还在。如能就此立碑做为爱国主义教育场所，那该多有意义！

再说陈继衡部有300人之众，但成份复杂，军纪败坏，不仅扰民滋事，还到处设卡禁运粮食，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同年春夏之交，新四军俯顺舆情，一举将陈彻底击溃，缴获若干枪支。至此陈部一分为三：刘孚德中队当即叛变当了伪军，聂志新率领残部跑到河溶一带投靠土匪郑家良；陈继衡、苏建中等率领几名亲信逃到烟墩、却集等地东躲西藏，图谋再起。大概就在这个时候，陈被中共正式清除出党了。

保民抗敌与驱散陈部这两起战斗，极大地提高了新四军的威望。旅政治部的民运科长雷天民率领若干工作小组适时入各村发动群众，青年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又着手组建民兵，筹建抗日政权，并大力推行“二五减租”和减息等相关政策。周集地区的抗日形势可谓朝气蓬勃，一派大好。

从1941年至1942年，周集地区连续两年大早，粮食严重歉收，群众生活极为困难。张家畈的杜克宽、张世德、张谷儿（女）等相继失踪。饥者先挖田间的野荸荠，捡橡子磨粉做为代食品，继而抖松花粉、刮榔树皮（焙干磨粉）充饥，一般中小地主和富农也是半粮半菜。加之鬼子骚扰，荒田很多。因此新四军一面倡导互助代耕，一面动员有实力的富户开展以工代赈。万人杰对此曾带头响应，对其门前的一处大洼筑堤蓄水，赈济了邻近一些饥民。

五月，蒋军一部奉命“剿共”，在香炉山与我新四军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损失，后来证明，这一仗纯属误会（参见刘真《试论襄西抗日根据地若干历史特点》，见《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人物与资料》）。同年秋冬之际，聂志新率其乌合之众，返回周集不明不白地杀了经营染坊的苏美臣。随后又窜到却集，杀了青救会负责人苏志新，并到处张贴“反共标语”公开反共。其他一些地方武装，诸如姚金陵、刘黎辉以及廖和堂等，也都先后来到周集滋扰。迫使新四军主力一度转移，党所领导的坑日局面严重受挫。

1942年春，鬼子强征大批民工修筑从烟墩到周集的简易公路。秋天，鬼子一个联队进驻高氏宗祠和张家畈村，周集街上派驻一支警备队。却集也驻有部分鬼子，还有一个慰安所。这伙鬼子一来，原有居民统统扫地出门。粮食一颗也不准带走，无偿留其喂马。我家也在被占之列，直落得一贫如洗。鬼子扎营以后，先是将其田园挖成战壕或改成水渠，尽情破坏。其次是抓夫扰民，抓进营房尽干些苦力营生，连饭也不给，经常演习打靶，民不安神。三是常常设卡断路，借口“清乡”，随意抓人，一度繁荣的周集一刹成了“死集”。四是营区附近，每晚都有鬼子巡逻。

1943年春节期间，万人杰的佃户高绪纪家有几个农民相聚聊天，巡逻的鬼子突然破门而入，硬说他们在开“秘密会议”，不由分说地全部抓走，严刑拷打，最后竟将高绪纪等2人活埋，从此对人杰先生的监控也就更严了，半夜三更常常在其窗前房下谛听。正月26日凌晨，先生携全家老小乘机外逃，辗转逃往城北仙居。鬼子一怒不仅烧了他的房子，凡是与他有些来往的都在搜捕之列，株连一片。先是将其侄子万显达等抓去吊打。那时我刚从恩施升学未果回乡，常到万家，因而也是搜捕对象。幸好抓我的那晚我不在家，侥幸躲过一劫。而万显达等则是花钱赎命，死里逃生。平心而论，陈继衡、苏建中等人的抗日态度还是较为鲜明的。1941年秋，他们发现十几名鬼子在周家林子一带伐木，决定化装偷袭。苏建中身先士卒一举成功，不仅打死了几名鬼子，还缴获一挺机枪和若干军用物资。随后，他们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与荆门三青团挂钩，取得“三青团荆门战地服务大队”的合法番号，设大队部于铁坪。苏建中为大队长，陈雄武为副大队长，陈继衡虽无正式名义，实为摇羽毛扇的“军师”，人呼陈先生，所部百十余人，取给养于黄集、烟墩和周集、却集，着装整齐，像模像样，经常深入敌后活动。

1943年初，苏建中率部途经鬼子刘家河据点，意外发现有机可乘，立马进攻，当场击毙叛徒刘孚德、汉奸张先绪等，缴获甚丰，还收编了伪职人员黄××。不久，该部以刘春荣为首的一支突击队在烟墩以西的路上偷袭鬼子一辆军车，扔了两颗手榴弹，也获成功。当场卸下6个车轮运往铁坪，同当地驻军换了两挺机枪。也是这个时候，分队长苏永祺只身潜入芦子大堰附近某户农家，巧遇团林据点的一名鬼子骑马窜来。苏在前面跑，鬼子在后面追。眼看躲避不及了，苏即掏出手枪返身朝鬼子砰砰两响，鬼子倒下马来，苏则卸了鬼子手枪、皮靴和手表等物，策马而去，并受大队嘉奖。苏、陈等人不像聂志新那样，未见张贴任何反共标语。但与聂志新一伙则明争暗斗，势不两立，以致相互暗杀，误伤不少无辜，引起不少民愤。

1944年，反法西斯阵营节节胜利，盘据周集、却集的那支鬼子相继撤离。1945年，烟墩据点的个别鬼子甚至有开小差的，苏建中等优以收容。是年8月，猖獗一时日本鬼子终于宣布投降，8年抗战胜利结束了！喜讯传来，全民振奋。

斯时，襄西新四军主力奉命撤往河东。那些杂牌游击队取消番号，接受改编。陈继衡旋被任命为一区区长，新任周集乡长为杨笃庭长子杨某，因受地方势力抑制，不久由陈雄武接替。这时，历经重重苦难的人民群众多么需要休养生息何！可是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竟称什么“勘乱建国”，执意要打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3年多的解放战争,1949年春，周集人民终于获得彻底解放！历史至此又揭开了新的一页。（写于2005年7月时年82岁）

补遗：

紫棉

周集农民植棉所用的一个品种。花呈深沉的橙黄色，俗称“紫花”。用之织布也称“紫布”，以其单产略低于普通棉花，故种植有限。又因其布勿需染色。且较耐磨，用作夏装，别具一格，植者不绝。据称我国现已育成彩棉新品，足见此棉仍有一定价值，不知当地是否留有原种？

烂腿之谜

每逢夏天，农民卷起裤腿奔波于田间沟渠，常被稻叶、茅草划出浅浅伤痕，习以为常。可在1942年夏，这种病因当地的医疗条件，大都久治不愈。当时曾有传言说此乃鬼子撒了毒菌，惜乎无人深究。后有报道说，当时鬼子确在湖南常德撒过毒菌。鉴于常德与我仅一江之隔，相距不过200多公里，且多南风，烂腿之谜是否与此有关，待查。

      张世鉴,男，（1924-2014）出生于荆门市漳河新区崔院村一组。在家乡辗转由小学读至初中，是在荆门城北的罗家冲、仙居寺开办的荆门县立初级中学（原在荆门城区的荆门省立初级中学因战乱迁至鄂西来凤县并入联合中学）第一届毕业生，毕业那一学年学校已由城北迁回城区学校原址即现在之龙泉中学。当时，他家中房屋早被日寇烧光，家人早已离散。22岁他子然一身，只得去外地谋生、当兵，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担任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对荆门家乡的建设直都很关注，曾于2003年从鄂尔多斯市带回两头骆驼赠送给我市一公园，于2006年为曾就读的母校捐献4台电脑，还于2009年为家乡的村村通公路捐款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