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 悠 荆 襄 古 道

李勋明

悠 悠 荆 襄 古 道

    李勋明

中国古代从中原京都（西安、洛阳等）出发，向南经过襄阳、荆门，到达南方重镇荆州的道路，历史上称为夏路、周道、秦楚道、驰道、南北大道（南道、北道）、南方驿道（驿路）。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境内最重要的国道（官道）之一，是南北方之间最主要的陆路通道。其中，从湖北省襄阳市，经荆门市至荆州市一段又被称为襄荆路、襄沙路、荆襄道、荆门道、荆州道，民间俗称荆襄古道，现在是207国道襄荆段，二（二连浩特）广（广州）高速襄荆段。
      荆襄古道是一条著名的文化古道，文化积淀深厚，五千年来承载着南北之间政治、军事、文化、商贸往来，历史风云，世事变迁。古道沿途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三国及关公文化的中心区，是南方文明、长江文明、江汉文明的核心地区。荆襄古道连接着鄂西北的襄阳、鄂中的荆门、鄂中南的荆州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串联起长江、汉江两大河流，长江中游平原、汉江中游平原两大平原，又伴有汉水——长江、汉水——杨水运河、汉水——夏水、沮漳河——长江（古代），汉江——江汉运河、汉江——引江济汉运河（现代）等通畅的水路交通体系，其重要性和文化底蕴惟有东方大道、丝绸之路可与之媲美。

　　　　　　　　　　　　一、古道起源
　　　荆襄古道的主人，即最早的创立者，理所当然要归于生活在鄂西及江汉地区的原始先民。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期，这里沿袭着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这一脉相承的史前文化，其族属就是炎帝神农氏部落或者三苗、楚蛮、杨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走出了本地的原始小路，在与北方尧、舜、禹及诸华夏部族的接触、交往和冲突中，打通了南北之间的早期道路。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荆襄古道又称“夏路”，其实是“夏路”的一部分。楚人把从郢都（纪南城）向北到中原诸夏地区的道路称为夏路。一般以为，楚人南下以后，都于丹阳。丹阳初在豫西南丹水之阳的淅川，后南迁至今鄂西北南漳的荆山。在迁出荆山后，楚国的都城之名便易称为郢，此名一直使用至楚亡，凡都城都作某郢，如纪郢、鄢郢、鄀郢等。从楚国郢都（纪南城）出发，向北至今　　　襄阳西的大道，这是楚人北上中原的夏路的最南一部分。

殷商时期，荆楚腹地是王朝最南的疆土。公元前十二世纪，约在商朝中后期，商高宗武丁在位期间，西南伐荆楚，其南部疆域抵达江汉地区的古云梦泽。武丁奋伐荆楚、拓土荆楚南下的通道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经南阳盆地——随枣走廊南下，再向东，直抵长江之滨，建立了著名的盘龙城（在今武汉市郊黄陂境）；或向西，渡过汉水，最终建立了权国（在今沙洋县马良境）。权国，这个最南的商朝方国前后存在了500余年，直至春秋时期才被楚武王所灭。这也就是说，江汉平原西部的道路，即早期的荆襄古道，主要是由权人开辟的。
　　　荆襄古道又称周道。周朝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西周），疆域十分辽阔，在全国实行分封制治理。于是，从周武王统一天下时起，周公就开始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接着兴修洛邑通往各主要封国、重要地区的道路。这些由周东都洛邑通往各地的道路，史称周道。东周时，周天子迁都洛邑，其时又分成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当时，在楚国周围环绕着谷国、邓国、卢国、鄢国、罗国、权国、那国、鄀国等诸侯国。这些“南土”国家与周天子及与中原各国的往来，尤其是各国彼此之间的往来，使鄂西及江汉平原地区的往来道路逐渐建立、完善起来。

楚武王时，楚国大启群蛮，向外开拓，不仅拥有徒兵，而且还建立了自己最早的车兵——“甲兵”。熊通（楚武王）从公元前706年开始，三次用兵汉东，攻打随国。他组建了车兵，平整了道路，架设了桥梁，兵威交加，迫使随君臣服，并最终成为了楚国的附庸。从这个史事看，楚国的汉西腹地应该早已有车道通行，但并不与随国及中原地区连接。楚武王伐随终于将汉东、汉西的车道打通。这样就实现了郢都与随及中原的车道联系。
　　　在襄阳市的北郊，有一个古老的封国，名叫邓国。楚、邓是姻亲之国。楚武王著名的贤妻邓曼就是邓侯的女儿。公元前703年，汉江上游的巴国想请楚国协助与邓国通使修好。于是楚武王派大夫道朔带领巴国的使者到邓国访问，以期结为友好。结果在邓国的鄾邑附近遭到抢劫，混战中人死财亡，仅两个人侥幸逃脱。楚武王闻讯，派人向邓国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哪知道邓侯竟然拒不道歉。楚武王怒不可遏，于是与巴国联合攻打邓国的鄾邑。邓军不是楚巴联军的对手，很快溃不成军，楚军和巴师攻入鄾邑，尽取所需，扬长而去。此战楚国突破了北方汉水防线，第一次将军事触角伸向汉水以北。
　　　楚武王经过反思，决定改变只图远略、不恤近患的策略，加强巩固汉西腹地，稳步向外推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楚国先后攻灭了周边的罗国、卢国、鄢国、那国、权国，以及较远的州国、蓼国。也就是说，楚武王之时，又打通了楚都到鄾邑（今襄阳西）、到鄢（今宜城南）、到权、那（今荆门东南）、到纪郢（今荆州北）的车道。在灭权后创置权县，是为“中华第一县”。楚国的车道已覆盖楚国的腹地，任尔纵横驰骋，楚武王成为真正的威震江汉的霸主。
　　　　楚文王继位后，接过楚武王的战刀，全力向北攻伐，继续开拓进入中原的道路。公元前678年，楚文王灭掉了邓国。随后，南阳盆地的小国申、吕、缯等国陆续都被楚国攻灭。楚文王像灭权置县一样，也以申、息为县。申、息二县，是楚国最重要的北方屏障、北进基地。在得到申、息后，为了对付北方中原诸侯国，开始在这个通往中原的要塞之道上设关，并在申、息之北，依群山之势修筑长城。这座长城以申为中心，形成一个半月城，故又叫方城。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长城。楚建方城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申到达楚本土的这条咽喉要道。从此，楚国进可攻，退可守，向北可直逼郑、许、洛邑，向东可取得淮夷之地，成为中原各国强大的威胁。
　　　申、吕所在的南阳盆地三面环山，北为伏牛山地，东为桐柏山地，西为丹江和唐白河间的分水岭肖山、尖山，整个地貌呈扇形向南敞开。以盆地腹地为中心，向西沿汉水干流上溯，可以进入汉中地区；西北入武关可进入关中；由襄阳下汉水则可进入两湖地区；由淅川河谷上溯可入伊洛河谷；其东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进入中原腹地。清代学者顾栋高评价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罗鄀，为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天下之事尽在楚矣。”
　　　公元前666年，楚成王的令尹子元为博取楚文王遗孀息妫夫人的欢心，率兵车600乘，北上攻打郑国，深入到郑国国都。子文虽很快撤军，但此举标志着楚国的势力已深入中原腹地。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挥师北上，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近郊，饮马黄河，观兵于周郊，问鼎之轻重，这就是“问鼎中原”的来历。经过长期准备后，公元前597年，楚再伐郑国，中原霸主晋国率众救郑，楚与前来救郑的晋军在邲地决战，结果楚大胜晋军。楚庄王在黄河岸边祭告了天神和先祖后才挥师返回。楚庄王大败中原诸夏的领袖晋国，威震华夏，成为春秋史上威风凛凛的新霸主。同时，这也表明楚国与中原腹地的车道已经完全贯通。
　　　楚国由“辟在荆山”一隅，到“地方五千里”，北通中原，东联吴越，南逾五岭，西接巴蜀，建立起了发达、完善的交通网。楚与中原联系的主要通道就是荆襄古道——南襄隘道，即由今湖北荆州，经荆门，经襄阳，沿唐白河谷地北上至河南南阳的一条天然隘道。由南阳出方城北上，即连接上了纵横交织的中原交通网，可直达郑、晋等中原国家。出方城，济颖、汝而至郑，是楚延伸南襄隘道达于中原的主要线路。由水道白河折入鸭河后，可改换陆路沿鸭河河谷翻过伏牛山分水岭，再沿襄河河谷进入豫西伊、洛、汝诸水流域，到达周都洛邑（洛阳）。此即有名的“三鸭路”。由郑、周皆可通晋。由南阳出方城东行，线路如《鄂君启节》所示，直抵中原的许、郑。至战国时，楚国的车道东通齐鲁，南接吴越滇黔，西接秦陇，北达中原各地，四通八达。

国家的统一，道路的打通，有利于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自春秋及至战国中晚期，楚国的对外商品贸易十分发达，在各国之间首屈一指。楚国有良好的商业政策，发达的手工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普天之下处处可以看到来自楚国的商品和楚商人的身影。在与中原诸夏的贸易中，楚国输出的主要有矿产品和林特鱼牧产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蔡声子答楚令尹子木问时说：“杞、梓、皮革，自楚往矣。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买椟还珠的故事也是讲楚人在郑国卖宝珠的故事。《左传•宣公四年》记：“楚人献鼋于郑灵公”。李斯《谏逐客书》说，在各国输秦贵重特产中，有来自楚国的“犀象之器。”楚国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缔造者。“秦篝齐缕”、“郑卫妖玩”、“晋制犀比”、“秦弓”在楚国也大受欢迎。

　　　　　　　　　　　二、南方国道
　　　荆襄古道最南段（襄荆段）与秦楚道是重合的。秦楚道就是秦国都城咸阳通达楚国郢都（纪南城）的道路。秦楚道在荆襄以及南襄之间都是传统的楚道，具体线路由南襄隘道迤西，沿丹江河谷而上，经丹淅、鄀（商密），出少习（商县）、武关，进入秦国关中地区。这是秦、楚交往的主要通道。后来汉、唐等朝的都城长安（今西安），与南方往来的道路就是在秦楚古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另有一路，沿汉水干流西上，直达秦渭南地区，于此西进可达汉中，北越秦岭可达关中。
　　　秦国僻处西方戎地，楚国僻处南方蛮地，除偶有使者往来外，彼此没有什么大的来往。秦楚之间还隔着鄀（上鄀）等一些小国，秦岭等连绵群山，汉水等较大河流，彼此只有断续的道路和小道能够通行。楚、秦边境上的小国鄀则把秦、楚两个国家联系起来了。
　　　鄀，即上鄀，早期生活于陕西东南部，后来顺汉水向东南迁徙，来到丹淅之间的上鄀（今河南淅川）。楚武王时，率军击败鄀，使鄀成为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35年，秦、晋联合攻鄀，真正出兵的只有秦师。起初，楚人不甚在意，以为只是一般的边境纠纷，只是派临近的申县、息县县尹和县师去戍守鄀都商密。秦师绕过商密到达其东面的重镇析邑，把自己的役徒捆绑起来，冒充析人，再转向商密方向西进。秦师趁夜色掩护，包围了商密。入夜，秦人燃起火炬，伪装与申公、息公盟誓。城中鄀人见此情景，以为被楚国出卖了，未作任何反抗便献城投降了。秦师随即再挥师东进，突袭前来戍守的楚申、息之师。申公、息公疏于戒备，稀里糊涂地成了秦军的俘虏。楚令尹子玉闻讯，当即发重兵追击，但秦师已退，没有能追上。楚与秦第一次交手就吃了败仗，以后几乎逢秦必败，而且都无一例外的败于秦人的诈术。公元前622年，秦师攻打朝秦暮楚的鄀，城破，楚穆王未予理会。不久，鄀又背秦向楚，楚穆王便让鄀公举族南迁至楚国腹地，即下鄀。下鄀文献所记在湖北的宜城东南，其实在今钟祥的西北、汉江之西的转斗湾罗山村。
　　　秦楚之间发生的这些事件至多算作边境纠纷，双方都没有深入对方的腹地。但从双方有数量可观的军队进出来看，可以证明秦与楚之间还是有道路可通的。秦穆公时，为了对付中原强大的晋国，与楚成王结为盟国。这种同盟关系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期的楚怀王时期才被改变。虽然其间偶有小的冲突，但两国经常联姻，结盟修好，关系长期比较稳定。
　　　公元前506年，吴与蔡、唐联合进攻楚国。楚军连战连败，吴军很快攻入楚国郢都。楚昭王得知前线兵败，仓皇出逃，逃至云梦泽中，又遭盗匪袭击，转而奔随国，经随侯极力庇护，方得以免于性命之灾。吴军进入郢都后，大肆屠郢，掘平王墓，鞭平王尸，毁九龙钟，焚烧府库，破坏宗庙，“以班处宫”，楚宫室豪门受到极大的凌辱。
　　　楚与秦世代同盟，又是姻亲关系，于是楚大夫申包胥（籍贯今京山新市）千里赴秦求救。申包胥在秦庭大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被申包胥的精神所感动，感叹道：“楚国的国君虽然无道，但有这样的忠臣，是不会灭亡的！”于是为之赋《无衣》诗赞叹，并答应出兵救楚。《无衣》诗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诗大意说：谁说没有衣裳？和你穿一件长袍。君王要起兵，修整好戈和矛，和你共同对敌！谁说没有衣裳？和你同穿一件内衣。君王要起兵，修整好矛和戟，和你共同作准备！谁说没有衣裳？和你同穿一件战裙。君王要起兵，修整好铠甲和兵器，和你共同上前线！

第二年，即公元前505年，秦派将军子蒲、子虎率车兵五百乘救楚，在军祥、沂（今河南正阳）会同楚军打败了吴军。这时，楚国的盟友越人乘机攻吴，扰乱吴人的后方。阖闾的弟弟夫概急欲夺取吴政权，自行率兵返回吴境，自立为王。吴王阖闾不得不引兵东归，楚国终于死里逃生，躲过一劫，但已元气大伤。
秦军500乘车师救援楚国，并在楚国境内纵横驰骋，一次又一次击败秦兵，帮助匡复了楚国，同时也打通了秦楚大道。当然，楚国的区位、交通、要塞在秦军目前一览无遗，也为后来秦军进犯楚国提供了诸多方便。
　　　战国时期，楚国经过宣、威时期的励精图治，国力迅速强盛起来，是战国七雄中非常显赫的一员。但到楚怀王时，“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忠奸不分，刚愎自用，昏庸无能，从而导致了楚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失误，楚国从此衰落下去。公元前301年，齐联合韩魏攻楚，楚大败，韩魏占领了楚国的北方门户——宛、叶之地。第二年，秦攻楚，占领襄城。楚国的北方门户完全洞开。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率秦军大举进攻郢都（纪南城）北方门户——鄢郢，楚军也集中了数十万主力与秦军展开决战。结果秦军引水灌城，大败楚军，郢都门户洞开。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占无险可守的楚都郢，楚王族纷纷东迁避敌，秦人在郢都故地设置南郡。至此，秦都咸阳至南方重镇、楚国故都纪南城的大道彻底贯通。
　　　荆襄古道在秦代又成为南方驰道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力推行郡县制，采取“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和巩固统一。其中，实行车同轨，就是修筑从首都咸阳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也就是国道。驰道，应劭注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驰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树一株，用铁锥夯打路基，路面平坦坚实。《汉书•贾山传》：“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湖之观毕至。”《惠氏春秋说》：“秦为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其中，从咸阳至南郡的驰道是全国仅次于到东方的道路之外的第二条重要的道路，也是到达南方最重要的道路。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开始大规模建设驰道，而且很快就实现了全国的连通。其重要措施就是利用六国旧有的道路加以整治、串联。南方政治中心南郡的交通枢纽地位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从南郡出发，北通秦汉时期的全国政治中心关中（咸阳、长安）、河洛（洛阳），西达巴蜀，南联湘赣，东因长江而通吴越以及于大海。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共进行了五次长途巡游，且最终死于巡游途中。秦始皇巡游全国的目的有二个，一是耀武扬威，慑服人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二是为了求仙人仙药，以保自己长生不老。在五次巡游中，秦始皇有两次巡游到达了南方故楚腹地。在荆门城西北九十余里处，今仍留有秦王磨剑石。据传就是当年秦始皇南巡路过荆门打磨刀剑时所留下的痕迹，至今剑痕饱经沧桑，清晰可见。

　　　　　　　　　　　　三、南北大道
　　　荆襄古道又称南北大道（南道、北道）。是指从汉代东、西二京西安（长安）、洛阳（洛邑）到南方的大道。随着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国家疆域范围的扩大，南北大道进一步向南延伸，荆襄古道由僻处南国、南土、南乡，一变为雄踞天下之中，成为沟通南方道路网的重要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西汉，在荆襄古道沿途有襄阳县（在今襄阳）、宜城县（旧称鄢，在今宜城南）、中庐县（在今南漳东北）、编县（在今荆门西北）、鄀县（一作若，在今钟祥西北）、当阳县（在今荆门西南郊）、郢县（在今荆州东北郊）、江陵县（在今荆州）。鄀县位于汉水之滨，不是古道所经的县城，但古道通过鄀境。
    汉景帝中元年间（前149年——前144年），析江陵县地置当阳县，治所位于荆门城西南郊，今掇刀境内团林西北，辖地包括荆门城南部东至汉水、西至漳河、南接江陵、北接编鄀的广大地区。当阳，因居当山之南而得名，当山即章山，即今马良山，以其山上多樟树而名。荆门城西北仙居一带置有编县，领辖荆门城北及漳河上游的部分地区。荆门城东北部局部地域属于鄀县（治钟祥胡集东）所辖。

东汉，荆州有七郡。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州牧），将州治从湖南汉寿北迁至襄阳，使襄阳由县级治所一跃升为州治所，成为当时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当时名士赵岐：“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趾，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后汉书•刘表传》：“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襄阳的崛起，直接影响了荆襄地区的道路发展和线路走向。襄阳不仅成为政治重镇，军事要塞，还成为汉水中游的水上交通枢纽和南北大道上陆路交通枢纽。
　　　建安六年（201年），在中原战败的刘备南投刘表。次年，心怀疑忌的刘表派刘备北上驻守新野、叶城，对抗曹操。东汉时，从南阳郡析出章陵郡。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攻取荆州部分地区后，析南郡、南阳郡部分地域新置襄阳郡，于是荆州有了九郡。其中，江北五郡：南郡、江夏、南阳、章陵、襄阳。江南四郡：武陵、零陵、桂阳、长沙。刘备在襄阳期间，广揽贤才，扩大军队，以积蓄力量，先后访求、结识了一批荆襄名流，如“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水镜”司马徽、庞德公、徐庶、马良等。其中以“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最为知名。
　　　建安十三年秋，正当曹操大军压境时，刘表去世，两个儿子刘琦、刘琮为争夺荆州的继承权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小儿子刘琮获胜。刘琮主降，九月，曹军一到宛城（今河南南阳），遂遣使举州投降。时刘备屯驻在樊城，并不知情，等曹军兵临城下时，已经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刘备见大势不好，又不愿从诸葛亮之计并吞刘琮，强占襄阳，只得率部南下，以退保南郡江陵。
当时，荆州吏民对刘备颇有好感，纷纷随之南撤，因而队伍越聚越大，等到达当阳（治今荆门西南郊）时，已经“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因为人多物众，秩序混乱，步调不一，行进十分缓慢。于是，刘备别遣关羽率水军及数百艘舟船自襄阳顺汉水南下。
　　　曹操担心江陵大量的军用物资为刘备所占据，于是尽弃辎重，轻军赶到襄阳，得知刘备已经南去，马上派文聘、曹纯率五千精锐骑兵追赶，日夜兼程，一日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县北长坂坡（今荆门西南郊）追上刘备及其随从官员百姓，刘备猝不及防，匆忙引本部兵马迎击，结果大败，随行吏民、兵士、物资尽被曹军所获。
　　　刘备命张飞率二十骑断后。张飞据水断桥，立马横矛，阻击曹兵，嗔目大呼：“我是张益德，谁敢前来和我拼死！”曹兵没有一人敢上前，刘备等得以幸免，最后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脱。赵云负责保护刘备的夫人和儿子刘禅，混乱中丢了刘备的二位夫人和幼子刘禅。赵云奋勇杀人重围，救出甘夫人和刘禅，糜夫人伤重投井而亡。《赵云别传》称赵云：“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当时，有人向刘备报告说：“赵云北投曹军去了”。刘备马上以手戟掷他，呵斥道：“子龙不会背叛我！”果然过了不久，赵子龙就率部众杀了回来。赵云、张飞都因长坂一战而名声大噪。
　　　由于历史上当阳县城曾多次迁址，从最初在漳河之东的汉代当阳城（东城、今荆门西南郊），先向西迁到漳河岸边的糜城（今当阳河溶），最后再向西迁到沮河岸边的玉阳镇（今当阳市区），并且在明万历四年（1576年）立起了一块“长坂雄风”石碑，以“坐实”为当年的长坂故址。后人不明就里，以讹传讹，相继附会起了长坂桥、景山曹操观战台、擂鼓台、糜后祠等建筑。糜后投井之事不见于史载，但并不妨碍后人立祠纪念。长坂之战，本为一场不足言道的击溃战，因小说《三国演义》浓墨重彩的描绘，数百年来成为妇孺皆知的古今大战，也因此涌现出了赵子龙、张飞等一批在民间极具影响力的长坂英雄。
　　　东吴孙权的谋士鲁肃主张联刘抗曹，得知刘表死讯，又听说曹操已向荆州进发，急忙溯水西上，经过夏口（今湖北武汉）赶往江陵。时刘备正南下至当阳长坂，鲁肃几经周折，终于在长坂与刘备相会。鲁肃力劝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曹操，正中刘备下怀，最后确定了孙刘联合共同抗曹的大计。随即长坂一败，刘备便改变行军方向，向东南斜插汉津（今沙洋马良山），正好与关羽的船队汇合，一起渡过汉水至夏口，与江夏太守刘琦所部人马集结，然后西进，参加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曹操自赤壁败退后，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满宠守当阳，固守荆襄道沿线的战略要地。曹操进军的路线为：许都——宛城——新野——襄阳——长坂坡——江陵——赤壁。曹操败退路线为：赤壁——乌林——巴丘——华容道——江陵——襄阳——许都。为巩固和扩大战果，孙刘联军与曹军在江陵相持了一年，最终迫使曹军弃江陵城北退至襄阳。其间，关羽的任务就是切断南北大道，断绝曹军的往来和支援。关羽绝北道的位置，就在当阳至编县一带，即今荆门掇刀至蛮河之间。关羽与曹军进行了两次较大战斗。一次是建安十四年（209年）上半年，关羽与曹将徐晃、满宠战于汉津。另一次是建安十四年（209年）下半年关羽与曹操汝南太守李通发生过激战。曹仁乘关羽与李通激战时从江陵委城逃遁至襄阳。
　　　在曹仁败走后，周瑜领南郡太守，屯驻江陵。期间，刘备乘机征服武陵、长沙、桂阳、益阳四郡，觅得一块栖身之地。孙权顺水推舟，表奏朝廷以刘备为荆州牧。周瑜分长江南岸地给刘备，刘备便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建立起自己的机构。但刘备的荆州牧只辖有江南四郡，于是向孙权请求都督整个荆州，在吴将鲁肃的支持下，刘备如愿“借”得荆州。在将荆州传统治所南郡借到手后，刘备封关羽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守江陵，封张飞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后转南郡太守，驻守宜都，封诸葛亮军师中郎将，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驻守临蒸，刘备自居孱陵（即公安）。孙权则以程昱领江夏太守，鲁肃领汉昌太守，屯驻陆口，三分荆州的局面终于形成。
　　　荆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曹孙刘三方当时都以夺取荆州作为实现自己长远目标（统一天下）的第一步。对于孙刘来说，谁拥有荆州，谁就拥有对东南的控制权，从而能增大实力或能实现称霸天下的霸业。于是，孙刘双方为争夺荆州进行了一系列博弈，演出了一出精彩绝伦的三国演义。曹刘孙三方都对置荆州，曹操的荆州在襄阳，刘备的荆州在江陵，孙权的荆州在夏口。其间彼此又屡有攻守，区划建置极不稳定，有时二方或三方均设有同名某郡或某郡太守，直到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三国争荆州的局面才宣告结束。
　　　为了更便捷地北伐，关羽以掇刀为北上攻打曹操的军事基地，孙权则置石城（今钟祥郢中）牙门戍以为北上攻打曹操的军事基地。置石城戍，这也是钟祥郢中建城之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为实现诸葛亮先前制定的隆中对策，从江陵挥师北伐，水陆并进，试图占领荆州的北部襄、樊地区。起初关羽的进攻十分顺利，又得天助。八月的一场大暴雨，引来山洪暴发，汉水陡涨，平地水深数丈，于禁统率的七军皆被水淹，曹仁驻守的樊城遭到洪水和关羽大军的双重围困。最后于禁投降，庞德被斩，步、骑兵三万人尽被俘虏。同时，关羽又派兵攻克襄阳、南乡，使樊城孤立无援。在关羽的强大攻势下，一时许昌以南，形势吃紧，曹操甚至曾商讨迁徙都城以避其锋锐。
　　　这时，曹操施计离间孙权，诱其偷袭荆州，以解襄、樊之围。此计正中孙权下怀，正好乘此机会收回荆州，于是派吕蒙率众渡江西进，偷袭荆州得手。关羽闻江陵已失，军心开始动摇，不得不撤襄、樊之围回救，但为时已晚，于是南退至当阳城（今荆门西南郊）。曹操怕孙权担心曹军尾随南袭，也不派兵追赶，以让吕蒙与关羽鹬蚌相争。至建阳、拾回桥时，关羽进退不得，手下将士士气一落千丈，很快分崩离析，各自逃命。关羽自知孤穷，不得不西保麦城（今当阳东南），以待援兵。麦城位于江陵城西北，沮河与漳河汇流处，是江陵城的北大门和军事重镇。关羽遣使向孙权求和，未果，上庸刘封、孟达的救兵又迟迟不至，麦城又无粮草、药品接济，在坚持一个月后，最后被迫弃城向北逃跑。
关羽本应溯漳水之东当阳道北上，然后经大林、上庸，到西川。这是到西川的捷径，但关羽不知北方是否有曹军狙击，故只能走临沮小路，以期与上庸的刘封、孟达会合。结果在临沮章乡，士卒基本溃散，随行仅十余骑，至夹石，被孙权伏兵擒杀。孙权欲嫁祸曹操，将关羽尸身以侯礼葬于关陵（今当阳西），将其首送到洛阳献给曹操。曹操识破孙权用意，以侯礼厚葬，地即今洛阳关林。于是，出现了关羽“头枕洛阳，身困当阳”之说。

关羽北上进军的路线走的是江陵——当阳（今荆门西南郊）——编县（今荆门西北）——中庐（今南漳东北）——襄阳（樊城）。其败走麦城的路线基本相同。只不过返回当阳后，并没有直奔江陵，而是向西（实为西南）直奔麦城。麦城是江陵城的西北门户，位于沮漳河三角洲上，今当阳城东南五十里。漳河在东，沮河在西，二河在麦城南会合称沮漳河，南流入长江。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晋室南渡，偏安江左，荆襄一带山区成为当时最大的流民寄寓区。为了安置流民，设置了许多侨郡县，在荆门西北就出现了长宁郡及长宁、绥安、僮阳、绥宁等县。东晋永和八年（352年），桓温（一作桓玄）以沮漳降蛮于编县置武宁郡，分编县北境立长宁县，分鄀县南境置乐乡县，属荆州。宋因之。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于编县故城置长林县，长林县与武宁郡俱立。后来，武宁郡东迁乐乡县，仍以长林县、乐乡县为属县。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置鄀州于乐乡县，辖武宁、永宁二郡。乐乡县成为县、郡、州三级政权所在，是荆州、襄阳之间最重要的行政中心。鄀在隋唐时期屡兴屡废，直到五代周显德二年（955年），废乐乡县，北境入宜城县，南境入长林县。
　　　鄀的区位十分重要，历史上是荆州与襄州的分界地带。这里西通编县，与荆楚旧道连接；东达旧鄀（下鄀），与汉水贯通；北接宜城，常以蛮河为界；南连长林及江陵县，与南方各地通达。鄀及乐乡城就后来居上，取代了宜城、中庐、编、鄀等县，成为了荆襄之间又一新的区域行政中心、交通中心。这意味着荆襄古道由漳河东岸的襄阳西——中庐县（今南漳东北）——编县（今荆门西北）——汉晋当阳县（今荆门西南郊）——江陵县（今荆州）线，开始向襄阳县——宜城县——编县——乐乡县（今钟祥西北）——长林县（今荆门城北）——江陵线东移，至唐代南方驿路时，襄阳——宜城——乐乡——长林（荆门）——岳飞城（鸦陂）——江陵线最终成为主要通行的驿路。
　　　历史上襄、樊是襄阳和樊城两城合称，樊城因周宣王封仲山甫（樊穆仲）于此而得名，襄阳以地处襄水（今南渠）之阳而得名。《史记•礼书》：“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邓，在“汉北”之地，即今湖北襄樊市北郊。樊城始于西周，襄阳战国时为楚国北津戍，汉初置县筑城。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荆州牧刘表徙荆州治襄阳始，襄阳历来为府、道、州、郡、路、县治所。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攻取荆州的部分地区后，分南阳郡南部和南郡北部新置襄阳郡，仍属于荆州。
　　　到了东晋时期，北接宛洛，南阻汉水的襄阳已经发展成为荆州区域内和江陵、武昌齐名的重镇，不仅成为南北必争的军事要地，而且也是本区域最重要的农业区和经济重镇，成为荆襄地区重要的北方门户。
　　　《通典•州郡七》：“襄阳去江陵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南齐书•魏虏传》：“雍司北部，亲近许洛，平途数百，通驿车轨，汉世驰道，直抵章陵。”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论湖广》：“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拟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这是明清时期的湖广军事和交通情势。而先秦时期，楚国的根本之地在两湖，其中心在荆州。秦统一全国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而襄阳正处于北上中原的门户之处，南北文化汇合之处，所以从汉代起，襄阳逐步崛起，与荆州有并驾齐驱之势。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说郭靖、黄蓉保卫襄阳、《神雕侠侣》说杨过、小龙女保卫襄阳，其将南方安危与否系于襄阳是符合当时天下情势的。

　　　　　　　　　　　　　四、南方驿道
　　唐代的交通以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为中心，通过驿站、邮亭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府、道、州、县连接起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路网。其中“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这条从长安至南都江陵的全国第二驿道，自长安越秦岭经商山路、襄荆路到达江陵。因为经过荆门境内，故常称“荆门道”，因为终点在荆州，故又称“荆州道。”

著名学者唐长孺在论隋唐时期的荆襄地位时指出：“若论古史开新貌，未必南荆逊北州。”隋朝代周而立后，在荆襄设襄州总管、荆州总管。隋文帝说：“江陵要害，国之南门”。唐代，江陵是唐王朝的南都，南方的水陆交通枢纽。皇甫湜说：“荆山之南，府压上游，置尹视京河，置使视扬益，同巴蜀吴越之治。臻自上古，为天下敌，在今为烟腴之地，置荆南之治否，乃天下之低昂也。”宋之问说：“南荆乃九州之会。”颜真卿《谢荆南节度使表》说：“荆南巨镇，江汉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上元元年（760年），唐朝廷采纳吕諲建议，诏令以江陵为南都，升荆州为江陵府，其行政建制比照长安、洛阳，任命吕諲为首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全国五都十府仅南都、江陵府在南方。杜甫《江陵望幸》诗说：“地利通西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是说江陵有陆路可以北上南下，有水路可以西上东下，江陵就占据在水陆要冲之地。
　　　唐武德三年（620年），设置襄州道（亦称山南道）行台，属于大行台，以李渊第四子、齐王李元吉遥领，李渊堂兄之子李孝恭主持行台具体事务。武德七年，襄州道行台撤销。武德五年，全国设置五大总管府，荆州为其一，管理数州军事。首任大总管是封赵郡王的李孝恭。后来荆州大总管府改称为荆州大都督府，管辖的范围达到岭南。另外，在行台撤销后的“沔汉旧邦，控带为重”的襄阳，设有襄州都督府，地位也不可小视。蒋王李恽、纪王李慎、开国功臣尉迟敬德先后出任襄州都督兼襄州刺史。唐太宗诏令说：“荆衡作镇，江汉为纪，包括巴濮之域，跨蹑吴越之郊。”对于襄阳，唐人时喻为“天下喉襟”、“汉皋巨屏。”《元和郡县志》称“代为重镇。”李骘《徐襄阳碑》：“襄阳，荆、鄂十道之要路，公私往来，充给实繁。”无论战时还是平时，无论公私，区位都非常重要。而且，襄阳还是连接首都长安的关键，是唐代新修的商山路、上津路的终点和连通汉水、长江的枢纽。
　　　商山路是唐代新开辟的连接首都长安和南方重镇襄阳的捷径，起自长安，东南沿灞水东侧，翻越秦岭，再循丹江谷道，过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下邓州，直抵襄阳。因途径商山，故名商山路。唐贞观、开元年间，江淮一带的粮食，主要通过大运河、黄河及其渭水漕运至长安，陆路就是连通长安、洛阳、汴州的东方大道。而岭南、荆襄以及湖南、广西一带的粮食则要通过汉水、丹江或者商山路漕挽陆转至关中。所以，《新唐书》中称商山路为“贡道”。
　　　此外，唐代还开通了另外一条连接长安至襄阳的驿道——上津路。上津路在湖北郧西县西北，在商山路以南。据专家考证：上津路的具体行程大致为，由襄阳溯汉水而上，由于郧乡县(今郧县)南的汉水中有涝、净两个险滩，均不利舟行，所以漕运物资运至郧乡后，便起旱西北行到商州上津县，然后西南陆行至洵阳，再入汉江舟运至洋州(今陕西汉中)。也可以改由上津直北290里至商州，再经商山路转运至长安。上津县一时成为大唐王朝水陆漕挽的物资集散地，并籍此被称为“上津道”
　　　唐政府对交通管理实行馆驿之制，规定“三十里置一驿。”唐代襄荆路驿站计有汉阴、襄河、宜城、善虐、蛮水、乐乡、武宁、团林、观风、白碑、纪南、江陵、临沙等十三个，还有襄州的岘阳馆和荆州的五花馆。其中，蛮水驿在钟祥、宜城交界的蛮河边，乐乡驿在钟祥西北乐乡关，武宁驿在荆门市区，团林驿在荆门掇刀团林铺，观风驿在沙洋五里铺，白碑驿在沙洋纪山四方铺。这些是官办交通机构，每站设有主管一人，称为驿将或驿长，属于乡官之列。驿站的主要服务设施有客舍、饭厅，以及送往迎来的驿亭，另外还配有交通工具驿马。馆，是官方设立的高级的招待宾客之所，与驿站的功能有相同之处。所以唐人常以馆驿连称。此外，驿道沿线还有大量民营旅店。《通典》：长安“南诣荆襄……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店肆待客，酒肴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驴驿。”

唐代襄荆路驿道，不再是荆山东麓、漳河沿岸的故道，而是径由襄阳、宜城、乐乡城、长林（荆门）城、团林驿、观风驿、白碑驿，南下至江陵。驿道的发达，往来的频繁，直接导致荆襄地区行政区划的大调整。第一，地处荆门西北部深山的编县消失，行政中心被东部的乐乡县取代。第二，汉晋当阳城荒废。当阳县一再西迁，先至沮、漳合流处的麦城（今当阳河溶），后至沮河边的玉阳(今当阳市区），与当阳故地完全分离。汉晋当阳城后来称“东城”，以别于西迁到漳河以西、沮河边的玉阳当阳城，东西二城相距一百四十华里。第三，催生了一个新地名——荆门。据清乾隆《荆门州志》记载，唐贞观八年（634年），置荆门县，不久省废。据嘉庆《荆门直隶州志》记载，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析长林县北境，立荆门县。据刘禹锡《复荆门县记》记载考订，荆门设县当在贞观年间之后、贞元年间之前，约公元781、782年。荆门设县在唐代屡置屡废，故在各种文献里出现了一些不同说法，实属正常现象。
　　　《唐书》：“荆州有荆门县，以荆门山名。”荆门县城治今子陵上泉岗，县域大致为荆门城北及邻近地区，即长林县旧地。长林县则南迁至长湖北岸，领辖荆门城南地域，即汉晋当阳县旧地。直至明洪武九年（1376年），将荆门州降为荆门县，废长林县入荆门县，荆门城南北始统一为同一县域。洪武十三年（1380年），升荆门县为荆门州。《太平寰宇记》：“荆门之地，乃荆、襄州要津。”为了加强对荆襄古道及沿线地域的管理，襄州刺史尉迟敬德于乐乡置乐乡关，于长林（荆门）置虎牙关、北关，于荆门西北置马牙关，形成重关之势。
荆襄驿道形成后，南北交往更加便利。温庭筠《常林欢》诗云：“宜城酒熟花覆桥，沙晴绿鸭鸣咬咬。秾桑绕舍麦如尾，轧鸣机双燕巢。马声特特荆门道，蛮水扬光色如草。锦荐金炉梦正长，东家呃喔鸡鸣早”。刘禹锡《纪南歌》诗云：“风烟纪南城，尘土荆门路，天寒多猎奇，走上樊姬墓。”王建《荆门行》诗云：“江边行人暮悠悠，山头殊未见荆州。岘亭西南路多曲，栎林深深石镞镞。看炊红米煮白鱼，夜向鸡鸣店家宿。南中三月蚊蚋生，黄昏不闻人语声。生纱帷疏薄如雾，隔衣噆肤耳边鸣。欲明不待灯火起，唤得官船过蛮水。女儿停客茆屋新，开门扫地桐花里。犬声扑扑寒溪烟，人家烧竹种山田。巴云欲雨薰石热，麋鹿度江虫出穴。大蛇过处一山腥，野牛惊跳双角折。斜分汉水横千山，山青水绿荆门关。向前问个长沙路，旧是屈原沈溺处。谁家丹旐已南来，逢著流人从此去。月明山鸟多不栖，下枝飞上高枝啼。主人念远心不怿，罗衫卧对章台夕。红烛交横各自归，酒醒还是他乡客。壮年留滞尚思家，况复白头在天涯”。荆襄古道早已是车马络绎不绝，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南北通途了。
　　　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赵匡胤智取荆南，统一南方。同年，迁长林县治至蒙山（今象山）东麓，即今荆门市区，这是荆门城设治之始。开宝五年（972年），在长林县复置荆门军，属江陵府，领辖长林、当阳二县，熙宁六年（1073年）废。元佑三年（1088年），复立荆门军，改属荆湖北路。
　　　北宋的首都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地处中原东部，黄河中游末端。宋朝廷实现对中南、西南地区的统治，依然离不开荆襄古道。当时，为形容荆襄地域的重要，荆州、荆门、襄阳有“居常山蛇之中”的说法。常山蛇简称常蛇，乃兵家阵法。《孙子•九地》：“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荆州、荆门、襄阳即常山蛇之中，古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得其地不仅可以控制长江中游，而且可以稳定湖湘，进取巴蜀，攻占秦陕，直趋江浙。
　　　北宋时，荆襄地区依旧是国家的腹心地带，吴蜀咽喉，川广贸迁之会。荆襄驿道仍然是国家转运物资的重要干线。朱震《惠泉诗序》：“荆门控扼要冲，风俗冠盖旁午于道。”又《鼓角楼记》：“环列重山，带绕大泽。”满中行《荆门军记》：“西控巴峡，扼其咽喉，东连鄢郢，为之襟带。”“信荆楚之门户，襄汉之藩垣。”“与襄阳相犬牙。”朱汉《图经序》：“俯云梦，连巫峡，据襄阳之阻，通沮漳之利，由汉迄唐季，为用武之国。”南宋祝穆《方舆胜览》：“事要郡名荆门，风俗冠盖旁午，形胜东带汉水，西控巴峡，南距江陵，北抗沮川，介荆襄之两间，信荆楚之门户。”荆门的地位在北宋时期就已很重要了。

唐宋时期的襄阳是山南东道节度使和京西南路的治所。唐朝名相张九龄说：“江汉间州以数十，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豪，今则一都之会。”襄阳丰富的物产、优美的漆器和宜城的美酒都名满天下。本土著名大诗人孟浩然欣然写有“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和孟浩然齐名的大诗人王维更是写有：“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至今仍让人所津津乐道。
　　　南宋时期，金人南侵，襄阳、郢州、随州等汉水以北广大地区沦为金人扶植的伪齐政权辖地。荆襄地区一变为前方，由内郡变为边城，因与金国伪齐辖区接壤，成为防御前敌的军事基地。荆门“旧时为内郡，今日号边城。”（李焘）名将岳飞（1103——1142年），认识到荆襄驿道在抗金斗争中地位和作用，力主在襄阳——荆门——江陵一线加强驻守，连片互动。于是上书朝廷：“陛下欲驻军大兵于鄂州，则襄阳、随、郢亮留军马，又于安、复、汉阳亦量驻兵，兵势相接，漕运相继，荆门、荆南声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南宋政权以襄阳、武昌、荆州互为依托，构筑了一个严密完善的防御体系。王炎《双溪类稿•上葛枢密》说：“襄阳，国之门户也，而恃江陵以为唇齿，恃鄂岳以为根柢，”在荆襄一线，南宋时有识之士极力主张荆州（荆湖北路）与襄阳（京西南路）应合并成一路以利战守。称此举有三利：一为贯通秦蜀，无断绝之虞；二为控扼上流，如首尾相应；三为窥视中原，有卷席之势。如此可谓一举三得。在随后的抗金斗争中，荆门、荆州、襄阳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宋廷诏命岳飞为荆南、郢州、岳州制置使，以收复襄阳等六郡为目标。岳飞率师北伐，收复襄阳、郢州等六郡失地。接着，将收复的六郡并为襄阳府路，不久改为京西南路，由岳飞统辖。襄阳成为荆襄的北方门户，并与郢州、武昌一起构成拱卫南宋政权的西北门户。
　　同年八月，岳飞认为：“荆湖为用武之地，当于荆门宿重兵，与襄、汉相接。”于是，整顿各地驻兵营寨，选择在荆襄咽喉地带的鸦雀铺至新店铺之间的鸦陂拓置城堡，驻兵重点把守，后人为纪念抗金英雄岳飞称之为岳飞城。岳飞城城址南北长约四里，东西宽约三里，面积十余万平方米，东至杨树垱，西倚麻雀巷，北倚鸦雀铺，南抵新店铺，中间高岗，地势平缓，回旋余地大，东西边河道为天然屏障，常年可驻军两万人，是一处非常难得的屯兵场所。岳飞以荆襄为后方，于1135年、1136年、1140年屡次兴师北伐，都取得重大胜利。
   南宋时期，荆门筑城。绍熙元年（1190年），陆九渊被命出知荆门军，次年九月初三赴荆就任。上任伊始，他就认识到，荆门虽偏远小镇，弹丸之地，但是它“拥江带汉，控蜀抚淮，岂惟古争战之场，实在今攻守之要。”于是向朝廷建言：在荆州和襄阳之间的荆门军，“在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阳，东护随、郢之胁，西当光化、夷陵之冲”。“荆门固则四邻有所恃，否则，大兵背胁腹心之虞。”极力主张在荆门筑军城。
　　　荆门的战略地位，在南宋时显得特别重要，是襄阳、荆州、武昌这一“常山蛇”式防御体系的重要环节。宋朝廷很快批准陆九渊的请求，在荆门筑城。陆九渊经过实地勘察，精心核算审计，多方筹措款项，于绍熙二年十二月初四动工，调动义勇兵丁劳作，自己亲自临场监督指挥，军民上下，齐心协力，仅仅花了二十天的时间，就把荆门用于防御的土城墙建筑起来了，后来又在土城墙外包砖块，城墙上面设置角台、敌楼、护险墙等加以完善，总共只花费了三万缗钱。花钱少而且工程坚固、实用，成为当时的一项十分罕见的工程。从此，荆门的行政中心再也不用到处迁移了，老百姓也不担心敌寇和盗贼来犯了，荆门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有宋一代，荆州“控吴蜀之咽喉，兼襄汉之唇齿”，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水陆中转站，也是著名的南北货物贸易中心。进出三峡的船只都要在此改装，换作适于大江或者峡江的深水船或者浅底船。苏轼诗云：“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荆南还是国家重要的漕运中心，大量物资都要经此转运。当时水路是漕运的主力。此外，陆路转运也很重要。陆路运输一般用牲畜、车辆和人力，因而称作辇运，以有别于漕运。当时，陆路转运川蜀、广南、东南物资，绝大多数都要经过荆襄道中转至汴京。具体行走线路，一般先由水路或陆路运送至江陵，再由江陵经荆门运至襄阳，然后再由襄阳送至京师，或转送至陕西、河东沿边地区。

在荆州上游，长江北岸的夷陵迅速兴起。这里不仅是新设的峡州治所，还是三峡峡口重要的交通口岸。时任夷陵县令的欧阳修说：“夷陵之僻，陆走荆门、襄阳至京师二十有八驿。”而从荆南至汴京都下有22道驿站。一般情况下，半月可到，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匹。但宋代乘驿有名无实，四方奏报靠“递”。所谓递铺，就是传递公文或货物的驿站。递，除步行外，有马递、粉牌递（日行350里）、急脚递（日行400里）、金字牌急脚递（日行500里），都靠马匹的驰骋完成传递任务。宋代从村镇到县、从县到州府军、从州府军到路的道路上设立了多少不等的邮传驿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邮递网。至于递铺设置的密度，前后变化颇多，有五十里一铺的，有三十里或二十里或十八里一铺的，甚至九里一铺的。宋室南渡后，这种驿递称为省递。后来又根据形势需要，于建炎三年（1129年），创立斥堠。绍兴三十年（1160年），创立摆铺，专门用于承传军期紧急文书。如摆铺，襄阳到临安3100里，规定行期为6天2小时，荆南到临安2640里，规定行期5天3小时。
　　　南宋末元初，忽必烈选择襄阳作为突破口，决定发动襄、樊战役，经过数年激战，于1275年攻破南宋防线，然后顺汉水，转长江东下，攻灭南宋。元将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后，上奏朝廷，“荆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广，据江淮上游，诚为要地，”请求朝廷以重臣前来镇抚，很快就得到忽必烈响应，足见元政府对荆襄地区的重视。这时，襄阳也进入了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视野。他说：“襄阳府是蛮子省的一个相当大的城市，管辖着十二个富庶的大城镇。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商业重镇。……各种猎物都很丰富。凡一个大城市所应有的东西，它都能自给，而且供应充足。”元代以后，随着首都的北移，中国的经济重心移往东南，与外界尤其国外的交往不断扩大，荆襄地区的重要性开始下降，逐步降为内陆地区的区域中心和枢纽。
　　　襄阳南驿道系襄阳经宜城、荆门，至江陵的线路，全程四百八十里。自襄阳县前铺南十里至白马铺，十五里至杨家铺，二十里至土城铺，二十五里至宜城县通济铺。襄阳“距省驿路六百八十里；东南驿路九十里至宜城县，又驿路二百八十里至安陆府。……又驿路四百八十里至荆州府。”
　　　荆门居于连接荆州和襄阳的驿道中段，驿道的大部分路程都在荆门境内，又有虎牙关、乐乡关等雄关险阻，其地位非常重要。这也是宋代置荆门军，清代置荆门直隶州的根本原因。清王庭桢《荆门车路记》云：“天下形胜，扼江汉上流门户者，以荆襄为犄角，而介在荆襄间者，以荆门为枢辖。自来多事之际，行军往来，率出其疆。国朝以地直冲瞿，置邮船。凡西南数省使命、官文咸络绎交赴，宜若道途坦平，无有窒碍。”
　　　明清时期，荆门境内共设有四个驿站。其中，（一）荆山驿，在荆门州北关外，皇华馆旧址，即马王庙。至乾隆八年丞裁，驿即归州兼管。后来，州牧舒成龙修复古署后，即择署西官地，计长三四十丈不等，宽十五丈，随平地基，复置荆山驿。额曰“荆山驿”，内建更房一间。数武又建二门三间。仓三间。二门之西，建外马房三间。二门之北二十丈，建马神庙三楹。于庙左建二楹，右建五楹，为差房、厨房、料房之用。西边一带建马棚二十四间，分为四槽喂养马匹。马神庙之后、二门之西，俱留敞地以堆马草。（二）建阳驿，兼管建阳司巡检事。在荆门州南九十里，今沙洋县西，署在街西。渐圮。设马匹、马夫、工食、工料银与荆山驿同。旧有建阳司废署，在建阳街东。乾隆十二年裁司，归驿兼管。遂以司署并驿署基，一并详情变价迁建于新开十字街之北。在州牧舒成龙捐俸帮助下，于乾隆十四年告成。共建衙署门屋二十七间，马厩二十二间。复附建社谷仓六间于头门内。（三）石桥驿，在荆门州北六十里。额设马匹、马夫、工食、工料银与荆山驿同。衙署门屋共十八间，马厩如之。附建设谷仓三间于后。（四）丽阳驿，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今钟祥西北。额设马匹、马夫、工食、工料银与荆山驿同。衙署门屋共九十间。马厩如之。

五、襄沙公路

“荆门道，在何许？万里迢迢入南楚。”（宋•曹勋）随着社会的迅速变革，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运输工具的改进，古代传统的驿站体制终于解体，逐步被近现代公路体制所取代。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清廷正式设立邮传部，专管交通事务，同时也被授权接管驿站。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民国元年）2月，民国临时共和政府将邮传部改为交通部。1913年，宣布废除驿站制，实行新的公路制。
1922年（民国十一年）3、4月间，荆门县电报局局长包庆欲上书襄阳道尹熊宾，建议创办襄阳至沙市长途汽车运输，修建襄沙长途汽车公路。此议得到道尹熊宾的赞同，当即决定将这一建议由襄阳镇守使张联升面呈北洋政府湖北督军肖耀南，希求酌量筹集官股，用官商合办形式修建和运营。同年七月，湖北省财政厅批复同意，但因省库财力艰难，无力拨付官股。于是，道尹熊宾按照商办道路模式筹划办理。
　　1922年底，熊宾督同襄阳县在樊城商会开会，商讨募集股东办法，决定：“饬钟祥、宜城、荆门、江陵各县知事，会商地方绅商筹募股资”。随后，荆门县知事孙宸召集全县绅商大会，得到热烈赞成、响应。荆门大商人刘俊山、蔡时森、郭太昌是最大的股东，还有一些小股东，当场就认股10万元。后来，各地股金无法收集齐全，于是实行以工代赈。1923年3月，熊宾将公司定名为“襄沙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襄阳道事公署为筹备处，决定由地方绅士募款兴修。5月，熊宾与土木工程师陈树棠在汉口订立了修筑襄沙汽车路聘用工程司合同，由工程司负责线路测量，道路修建，桥梁建造，车站规划等事务。
　　襄沙路荆门县段北起大石山斑竹铺，南抵龙会桥接江陵县境，全长270华里，是5县中最长的一段。其中大石山至荆门城关段，低山连绵，丘陵起伏，蜿蜒崎岖，又有乐乡河、石桥驿河、南桥河、竹陂河等多条宽达三十多米的河流。荆门城南，关坡段山高坡陡，道路弯曲；至鸦陂铺，多冲地，塘堰甚多；至龙会桥段，水网密布，有新铺（埠）河、麻石桥河、砖桥河、龙会桥河等。因山地、河流众多，施工非常复杂，工程量十分浩大。
至1924年4月，襄沙路耗费银元35万元，历时两年整，由鄂北门户襄阳至长江中游重要商贸中心沙市之间的汽车路——襄沙路建成通车。这是湖北省境内最早的公路。
　　　为了进一步发挥襄沙路的作用，1923年，荆门商人耿公望（兆雄）弟兄三人与石牌商人肖维舟发起，荆门县政府支持，郭太昌之后郭晴田等商人入股参与，利用旧道址，历时两年多修通了荆门经黄家集至石牌的支线，简称荆石汽车路，全长70华里。
　　　接着，1924年4月，荆门商人廖如川等集资修建了十里铺至沙洋、十里铺至合溶两条支线，与襄沙路呈十字形交叉。其中十沙段初定走沙洋、曾家巷、雷家巷古道至十里铺，后来因后港官、绅呼吁运作，改走沙洋、官当、后港、拾回桥至十里铺。沙洋至合溶连通汉水和沮漳河，全长155华里，其中有20华里在当阳县境内。1928年8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决定将襄沙路改为省道，设立湖北省道襄沙路管理局。9月，支线沙洋至合溶线也收归省管。
　　　1949年，新中国成立，襄沙路收归湖北省人民政府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襄沙路很快融入全国道路交通网，如今是207国道的重要一段。与此路平行，国家又修建了襄荆高速公路，将襄樊、荆门、荆州三个区域中心城市、三个交通枢纽紧密联系起来，如今已是国家骨干高速公路——二广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