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荆门名人朱惠清的生平沉浮录

李勋明

民国荆门名人朱惠清的生平沉浮录

（其侄子朱元理口述 薛勤整理）

    叔父朱惠清，亦名渊明。1902年岁次壬寅农历正月27日生于湖北荆门县刘猴集镇(现属宜城)，幼时颖悟，智慧过人，胸怀大志，成人后为人耿直，广交际，更富政治天才，虽与荆门藉国民党元老罗贡华少十来岁，作为董必武先生的学生和荆门籍少壮派领袖，几步直摇，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取得极其显赫的地位，同时也对历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他善交际，与中国大舞台中的各代巨星，如张学良、李宗仁、陈城、蒋介石、黄金荣、傅作义等名人多有私交。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地位，青年时代，在董必武先生的授意下，创办《中学生》杂志，名噪海内外，此杂志至今仍在大陆发行，他撰编出版的与名人交往的三亲史料《掌故杂谈》上下集(60万字)，上世纪7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至今为止，仍是我国文史资料宝室库中的一朵含苞小花。而且在抢救文史资料方面他比我们想得早，以至在他文稿正处于付梓印刷之时，文稿被人盗走，欲哭无泪，迫使他第二次重新撰稿，由于70年代印数较少，乃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留有一套，应该是仅存大陆的孤本。

                                          一

   叔父一岁时能言语，深蒙祖父的钟爱， 3岁时喜看戏，爱穿龙袍戴金冠，并摸仿戏中帝王之言行戏耍。例如3岁过春节时，然家乡(荆门风俗正月初一凌晨)”“出天行”，祖父寿朋公正跪在门外祭天拜地(以祷来年好运)，叔父突然身穿龙袍，头戴紫金皇冠会(昔日帝王御用装饰)入，抽出木制宝刀，劈向祖父头顶喊道:“看会刀!”惊得一家人啼笑皆非，惊愕之余，祖父不仅未予斥责，反而把其抱在怀中说道:“好孩子将来一定发迹，但一年大吉大利小孩子不能这么玩!”＇但祖母极迷信，总认为这是不吉之兆，斥其年幼无知，“犯忌”了天神。

    我们老家佳刘猴集南街，家中开典当铺兼营蛋丝业，祖父母极仁慈，喜爱小孩，叔父亦特爱交小孩伴，街邻孩童拥他为孩子王。叔父极有辩才，别人赠其浑号“小咣当”。叔父发蒙约6岁，已粗晓公笔墨，熟背四书。同学陈燮元视吾叔父6岁，常以大欺小拿叔父取乐，叔父迫于反抗，随口用了四书上的一句名言:“熊掌亦我所欲也!”意思是将陈某比作兽，被塾师方某听到，盛赞叔父有慧根，所以历来塾师都特别钟爱这个关门弟子。
    刘猴集解放前为荆门县城北第二区，荆门旧有常、罗、李、付四大家族，都是大地主，富甲一方，而我们朱家也有良田上千亩，旧时讲门当户对，为此他们四大家族大都与我们有烟亲。在我们众多的家田中多与付家相连壤，这样我叔父就与付家有了一段不成功的婚烟。旧时时兴“父母之命，媒约之定”的封建婚姻方式，幼时定了终身。叔父年少时一直在外读书，16岁父命与付家么老爷之女定岁时由祖父母作主与18岁的付么爷的女儿完婚，付么爷家对贯却早逝，其一子一女均由弟地媳守寡抚养。其女嫁来我家，娇生惯养，失于家教，不仅身体虚弱，且目不识丁，还染有鸦片烟瘾，婚后付家几乎每隔几天就派人送钱送烟土送好吃的来供女儿享用，叔父无可奈何。由于付审娘(我叫审娘)身子弱，又有烟毒，生男婴三日不到即夭折。叔父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反目，而付氏却如郭沫若之原配张夫人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老死我朱家之门，成为封建婚烟的殉葬品。
                                          二

    叔父初时就读于董老必武创办于武昌粮道街头的武汉中学。当时，董老还担任国文教师，他见叔父文笔苍劲，授意叔父出刊《中学生》杂志。于是叔父邀荆门城南的同学官湘磋商，确定办刊方向，拟定杂志内容。一个风行于世深受中学生读者喜爱的《中学生》脱颖而出。时至今日，仍风糜于世。因此，叔父与董老之间的师生情谊甚佳，乃至抗战期的国共合作时期，董老以中共代表身份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叔父以浙江省政府驻渝办主任，浙江商界推举的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参政，师生重聚于重庆，共同为国家参政议政进言，其私人间交往不断。
    叔叔原来就读龙泉，之后转武汉中学，在北京大学预科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又转入北京朝阳大学。听我婶娘讲，他们相识和相爱在北京。婶娘的父亲是个大商家，在北京有钱有势，叔父拜其为干爹，当女儿爱上叔父后，一家人不同意，坚决反对，叔父与婶娘就决定私奔，叔父和婶娘抛弃财产，双双提着一个提篮，一个网兜，从北京到天津至上海，那时叔叔一个穷学生，与婶娘身无分文;叔公又拜了一个中央大员宋某，由其介绍他去了浙江，尔后浙江成了他的发祥之地。
   在浙江，叔父首先认识了王笃斋，王笃斋是同盟会员，与孙中山一起搞过革命，王本人无后，这样就把叔父看得很重，王笃斋很会器重人，他把叔父介绍给了陈立夫、陈果夫的父亲一一浙江商会会长陈英士。在与陈家交往中，陈立夫、陈果夫曾帮过叔公不少忙。叔公离开荆门后，一直无信息，家里人不知他在何处。民国25年(1936年)，叔父已经出人头地了，才给家里写来一信，我那时在安徽大学已经快毕业，我按他留下的地址找了去。他住在轰鸣门，他见侄子来了，非常高兴，带我玩了几天，还带我参加了郁达夫的婚礼。
   当国民政府建立在武汉时期，大约在1927年1928年间，叔父任职于武昌阅马场国民党湖北省党校，相继与同乡罗贡华、丁守镇、刘叔模相会(罗为校长)，并领导和组织了三民社于武昌西上大街，该组织为国民党左派组织，也系改进社。由于反对当局，被其破获，在搜查中将罗贡华、丁守镇、刘叔模相继抓获拘捕，时叔父任该组织的秘书，所有信件、文印和重要文件等都随身所带，当日适叔父因事外出，缉者未抓住叔父，即守候在该组织附近，等待叔父落网。叔父从汉口返回家途中，走到西大街街口，一位平日为叔父洗衣服的老太婆(因叔父一向平易近人，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怕叔父被擒，守候在街口等他，将当局正在缉他的消息告之，故促其速逃。叔父闻讯，当即过河，疾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谁知因跑得疾，不幸患腹泻，行路艰难，遂进火车站附近一餐馆，买了一碗面条，将餐桌上的一壶醋，尽力喝下，旋即跳上火车北逃。这一壶醋止泻有神效，叔父终于安然脱险。抵达天津不久，即与荆门同乡季云飞主办《飞报》，发行于全国。由于叔父脱险，武汉当局未搜查到该组织三民社之真凭实据，只好放出罗贡华、刘叔模等人。叔父的出逃，从而挽救了三民社的命运。

    叔父一生爱交友，可谓朋友满天下，不但文笔好，且有经济才能，一生能聚财，也能疏财，对人义重如山，与友人都有通财之谊。例如1937年秋，我正就读于安庆安微大学，日军攻陷南京，锋芒直抵芜湖，学校的安危迫在旦夕之间，不得已，学校立即遣散学生。当时，我身无分文，无法返里，我立刻给浙江的叔父写了一封信，叔父迅即给安徽地方银行的总经理程某写了一封信，程某向我赠以川资50元币。我才顺利返回荆门。说明叔父与当时与各界名人、闻人之谊颇深。在这深交厚谊中，尤以王竹斋先生、陈英士与其为忘年之交;曾养甫(当时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刘湘女(时任《东南日报》社社长)也为莫逆。还与荆门本土人土如季云凌，罗钦民一些旧友有着“别以久而情谊深”之故。特别是与郁达夫的生死之交，更为世上之罕见。达夫死于南洋，叔父不仅永志不忘，而且抚养其遗孤和遗子郁飞、郁云，使其长大成人，读书至大学;他与张学良熊十力的忘年厚谊，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张学良在蒋介石家乡被禁，叔父经常去陪伴、看望。熊十力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熊十力逝世后，1987年湖北黄冈决定召开熊十力诞辰纪念会，身在非律宾的叔父拟决定前往，但因健康原因不能成行，特写信函告，以述怀念之情。
   1942年春，叔父任浙江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出任国民党中央物资局管制处处长，尔后又担任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运输管制局局长，从这个机构的设置看，国民党政府是想利用其管理战时经济，严格管理从各省各地贩运来渝的一切物资和运输事宜，严格禁止旅客携带黄金、白银、珠宝等物逃离重庆和大陆，谨防国有瑰宝流失。当时我们学校设在重庆小温泉，时为中央政治学院大学部。我的一个同学杨平(10期的同学)，其家人从原籍天门甘驿沦陷区逃难到重庆，携有少量黄金和银元，行到重庆郊外即被管制局工作人员搜出，被作为走私物资给予没罚。据悉，该物资为杨家私人一生积蓄，并非走私货物品。时逢抗战艰难期间，重庆物价暴涨，物流紧张，杨家历经千辛万苦逃难至后方，以此用于一家人的盘缠和全家生活来源的黄金，如被罚没或罚款，实为断了杨家一门老小的生路。杨平为此事吓得快疯了，欲哭无泪，求援无门。当时我正在该校10期法政系就读，同学们出主意让其找我想办法。我认为在外地，天门、荆门同属湖北同乡，闻知此事我深表同情，即找叔父阐明原由，叔父当即慨允为助，电商运输管制局渝市负责人张某说明情况，请张某关照。第二天杨家被截物资即刻返还，叔父救了杨家一门生计，杨家感激涕零备礼丰厚派杨平同学来家酬谢叔父，被叔父婉言拒之门外，嘉言并公勉励其努力向学，将来为国效命。
    叔父正直敢言，原则问题从不照顾私谊，更不畏权势，具有铁面御史之风。1932年，叔父在浙江任商会会长，时值国家为搜刮民脂民膏，将原有印花税旧票废止，发行新印花税，因浙江商界原购老印花税票颇多，这样一来仅此一项就要损失数亿，经多次开会相商，与会者认为应予上海、武汉各商贾保持一致，苦于不知是否能作出反响，叔父多次与上海、武汉电商，在无果情况下，叔父毅然决定浙江首先发难。时值宋子文任财政部长，专门来杭坐阵浙江磋商，叔父为此据理相争，终于迫使宋子文答应浙江沿用老印花税票并承诺在老税花票用完后重新发行新印花税票，这样一来，使浙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1944年(民国33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鄂籍参政员刘叔模提议应该收或硬性克扣若干成民间储蓄和黄金，以作军备军需，便利于抗战。席间，叔公认为此举是毁法背义，此风不可长，当即进行反驳，他认为全民抗战是民族的大义，军备开支是民众共举的事，硬性克扣，不利于万众一心。同时，他还认为，在当时社会，仇敌进行太平洋战争，志在灭我中华，不是几个钱的问题，何况军费全国人民已经尽了所能，难就难在军队意志太差，尽打败仗，如能疏财抗日，固然是好，军队的腐败不能忽视，当即提出异意。刘叔模不知所措，认为昔日的三民社同仁在大堂之下进行反驳，是背义行动。其时，叔父与刘公私交颇深，义愤不足以私谊，为主持正义，叔公尽其可能不食言而肥，把正义之举叙述的字正腔圆，维护公理。

    1946年(民国35年)，参政会质询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三三事，叔父在大会上发言，列举了内战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就经济论经济，阐明国家前途和命运。叔公的发言，使宋子文颇感难堪，抓起皮包即走人。关于这一黄金案件，叔父在自撰的《掌故漫谈》上册第21-35页作了记载，还有一次，我与同学张世惠以大学生身份列席了国民政府参政会，进行了一次社会学方面的赏试，那种热烈而又严肃的气氛，同学张世惠伸出大拇指盛赞叔公有古代铁面御史之高风。首先，叔父进入会场，全体成员竞相与叔公打招呼和道安。在叔公与老牌国民党著名人土握手寒喧中，同学眼中的叔父实为一代人杰。

     记得在1944年8月14日，参政会开例会于重庆牌坊地段军2委大礼堂。惠公代表商界同仁向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提出质疑，对驳质问关于处理黄金一案结果，叔父发言声情并茂，情词激昂，声震屋宇，用大量事实阐明民间百姓疾苦，怒斥当局搜刮百姓民脂民膏之残酷。会上，叔父的发言赢得座中掌声雷动。叔公发言归座后，众参议员为惠公的发言和风格的酒脱纷纷趋前拱手，致敬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叔父嘉言懿行犹脍炙人口。

   1945年抗战结束，胜利即将来临，全国上下都在谈论中国应向何方，公议如何建国。一些进步人土纷纷成立党派进行参政议政，如民进、九三、民盟等独树一帜，东风高唱，举国皆欢。为了实现真正民主，叔父作为有志之士，也竟相组党参政，利用自己参政员身份与鄂籍耆老孔唐组织了一个政党，名曰宪友社，又称宪政社，宗旨是提倡任何党派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的约束下，规范自己的行动，同心同德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当时叔父任领导职务，我曾在重庆很有影响的大报上看到了几篇追踪报道。据我所知，叔父的影响很大，该组织成员一度发展到1200人。由于当局的百般挤压，最后宪政社终未成为中国真正的民主党派。

                                          三
    叔父与罗贡华一样很少回荆门，至使许多荆门人不了解他，他首先在浙江供职，做县长后来做专员。在浙江发展，他的参政员地位是取得浙江籍后由浙江方面选举的。他与罗贡华不同，因为浙江是蒋公的家乡，叔公与老蒋的派系亲密一点，加之他在政治上较成熟，未使蒋家政府生厌。在他的一生中，与中共、国民党领袖方面，来往密切，特别与张学良、傅作义、董必武、程思远、李宗仁、白崇喜、黄金荣、杜日笙、熊十力等都有来往。他编的三亲资料《掌故杂谈》写了他的人生。这本书是我在德国柏林大学教哲学的博士杨思霖同学那里弄来一本。从现在看，《掌故杂谈》的许多观点，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很接近史实。
    我与叔父的亲近的日子是断断续续的，但他对我的培养超过我父亲。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在重庆。那时我在安大毕业，准备在重庆考武汉大学，还准备在武大借读，由于中央政治大学也录取了我。叔父叫我进了政大，他期待我能够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人才，由于我未做到，到今对叔父我还深怀欠意。
    记得1938年，日本人打到了杭州，我从安大回来，他也从杭州回到了荆门，带着一家大小和我的高婶返乡，我去接他，我们全家都在老家刘猴朱家避难，同住在朱家祖宅(我们是宋朝朱熹的后人)，望着朱家祖训“孝廉之策”几个大字，思着国家沦陷，心里都觉愁肠。时房屋虽觉破旧，仍感古朴、宽敞。时值抗战期间，前线告急，后方人心不稳，惶惶不可终日，社会动荡，特别那个时候荆门治安环境肆虞，叔父一生清廉，囊中常感羞涩，但却嗜书如命。当日军进攻杭州时，一家大小含恨出逃，即在兵荒马乱年月，也不忘将些名贵书刊、画，装箱随身携带，千里迢迢从杭州带到荆门家乡收藏。谁知乡人无知误认为是金银财宝:都以为叔父在外发了大对，一时谣言四起，四邻传说。这样一来便引起一些小人心怀，又接近春节，兵荒马乱使荆门多下农村更显贫寒，多少人家苦于难度年关，社会治安隐患使人担忧，为此，叔父在年关前夕将家属迁至仙居竹马洞挚友罗钦民家中。罗饮民时任荆门具第二区区长兼自卫二支队队长，拥有人枪50余。荆门民胜竹马洞生在一处大悬崖之中，大而宽，天然溶洞长达数里，洞内可纳数干人，又有泉水流出，四周环山，洞前又有小平原，洞外有小平原，土地肥沃，特产丰厚，罗钦民又在此山山腰占有四个碉堡，驻兵一个中队之多，安全系数很大，能在这犹如世外桃园的地方避难，叔父的心绪很佳，大肆称赞还是家乡好。我家佃户刘仁品，恰处于竹马洞之右侧悬岩下，坐北而南，风光宜人，放眼跳望，景色可望无虞。即时我也陪住在此。在此期间，叔父质询我的学业，并告诚我他昔年从北京、天津逃至上海，穷困潦倒，两人相依为命，仅提只破网兜去打天下，备尝艰辛，幸得陈英士等一大批有情人的相携，碾转杭州，才得以在杭州立足，取得了一番事业，勉励我奋发读书，争取有所作为，为国家做点事情。他还说，学习、读书应颖悟过人，知识要面广，学贯中西，聊以权人，国学方面，不仅我国古籍、经史、小传，都要熟记掌握，就连相面之学，也要熟记《圣经》，书籍越广，涉猎越多，独有奥妙。为此我想到了这样几件事。
    当我8岁时，叔父从外地回来，对我倍加钟爱。一天，大伯父与叔父相商，按祖父之意要我与刘猴集一陈家大户之女订婚，叔思量半响后，把我叫来，说幼年订婚，必须端祥三分才予录，说着让我伸出双手，叔父细细的询查三分钟后，神密地对伯父说:“这娃儿与陈家女娃婚事不谐，该女不等将来过门就会早夭…＂伯父闻之当即示意叔父:“切莫声张”。
    谁知就在1930年农历正月初一，陈家之女果然暴病夭折，时年仅16岁，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实则哀也。
    1944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叔任浙江省政府派驻渝办事处主任，住重庆市临江门戴家巷12号，我住南泉小温泉政治学校大学部。
   一日，我趁周六去探亲，巧遇叔父正与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在客厅叙谈，共同讨论抗战前途，由于强敌彪悍，国内以前途为忧的多，我悻悻走进客厅落座，小心地听二人谈话。此时，我叔父之子朱雷、女儿朱月珙也闻声落座。叔父与黄绍雄讲道:“抗战必然胜利无疑，不信试试看，我们这些儿女和侄儿的面相，哪一个会是亡国奴的长相?”  

    叔父的博学，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我稍记事时就知道他擅长演说，又富鼓动魅力，惊人的组织才能是一般人无能相比的。1926年(民国15年)，荆门县议会举行县议员选举，伯父朱光灿(荣清)公(武昌法政专科学校毕业)。被荆门县提名为县议员候选人参选。当时，叔父第一次返荆，闻此事，深知伯父为人厚道，学校成绩虽然优秀，但踏入社会，特别是如此选举事项必然逊于人也。时叔父年龄20有余，官品弱冠，自知敌不过荆门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但叔公有别于旁人的组织活动能力，天然的干才，鼓动四乡邻里支持伯父竞选，他跑刘猴，走仙居，联络许集以及二区各集镇乡贤助其兄长选举，在他的口才、活动和组织能力作用下，伯父终于当选为荆门县议员，还被任命为驻会常务议员。

    叔父对父母及家乡的父老乡亲情有独钟。

   祖父朱均寿(明三)公德行善举远近三乡有名，祖父的六十、七十大寿时，均是贺客盈门，举行隆重庆典，叔父均从外地亲自虔诚返里，协助我父举行寿诞之宴。60岁大庆时，叔父请荆门县知事金光灼亲笔题书“后进业庥”四个大字送至刘猴集朱府堂挂。叔公总认为其题书语意贴切，欣赏倍至。
    1924年(民国13年)，祖父70大寿，我父朱光荣(华清)公在刘猴集为祖父庆祝70大寿，叔公时在外地工作，闻讯后鼎力相助，叔公请武汉的隶书大家，著名书法家杨坤题写“鸿案延禧”四个大字匾额从武汉运回，将为祖父做寿用的寿饼寿桃由汉口订做好运回，亲手奉送到祖父祖母坐前。就在1925年，叔父从北京返里，祖父由于大喜过望，在当天全家欢聚时不幸辞世，叔父为之悲恸至极，协助我父将祖父葬殓在刘猴集的榨山(又名牛头山)下。

在乡亲面前，叔父仍是他们的“小光当”。

    适刘猴集东乡李坪杨家么姑奶奶与叔父就存在一段不角的情缘。在封建时代，“女子无才就是德”的重压下，杨么姑很欣赏叔公的戏文口才，见他生来聪颖，很是友善，极力想把其收为干儿子。实则杨幺姑奶奶有一子，名日杨继成，其夫杨家姑爷是位武生，因练功伤其内脏，20岁即夭殁。杨姑奶奶矢志守寡，宁死不嫁，整天吃斋供佛，以度岁月。嗜好特别，爱看戏、听书。叔父少即嗜书如命，杨姑奶奶即对其钟爱至之，毎次回娘家，总把叔父带到她娘家说书。叔父说书，并不照本宣科，总是辄乐从之聚精会神地把音的铿锵、抑扬顿挫讲的引人人胜。姑奶奶莫不悉心倾听，特别是对叔父说的《粉妆楼》一书更为入迷。这次遇日军践踏，叔父顺家乡暂避，专程拜访么奶奶，重说《粉妆楼》片断，乐此不倦，叔父与么奶奶之间的情谊，使人永世难以忘怀。
    时隔不久，浙江方面给荆门县政府发来一份电报，速传叔父返浙江任金华地区专员，兼永康、富平等县县长。叔父只得打点行装，将高婶母和子女留在家乡，与我同行去荆州。当时，安徽大学已复校，校址迁到荆州，我与叔父步行至荆门，乘车经十里铺转荆州，在荆州我与叔父分手，我返校他乘船转湖南，由湖南转江西到浙江赴任。据说他在浙江任内很有成绩，但战时我们全家又与他失去联系，后来从他的来信才知道他到了重庆，做了参政员。
                                             四
    叔父一生具有三位红颜知己，原配付婶娘，与叔父虽已反目，时叔父年仅二十，由于祖父突然逝世，悲恸愈恒，留在家里行守制公之义(守孝)，为守乡道，叔父与付婶适居朱家老屋住半年之久，他俨然一隐士，决心不问窗外之事。但付婶染有烟瘾，经常食之，叔公因家务缠身，心境抑郁，身体亦渐渐亏弱，也跟付婶食之，谁知这一嗜好竟成瘾，叔公顿悟烟毒危豁之烈，決心与其毒祸作生死之搏，执意出山。回到武汉，他跑到董必武家里去戒烟。董老告诉他，要创出一番事业，终身不应沾烟毒。在董必武先生的激励下，叔父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不用任何药物，强制将烟瘾戒绝。他享年九十，一生连烟卷都不曾吸，酒、茶更拒绝入口。

    叔父第二位红颜知己是在其武昌被围与“红鞋子”建立起的一段情缘。在叔父就读于武昌中学时与远安县的朱晴峰族伯极友善，在叔父就读的武汉中学附近有个远安同乡会，旧时荆门州下辖荆门、当阳、远安，因此作为老乡，叔父常常来往于同乡会。时叔父参加了以罗贡华、董必武所领导的在鄂南发动的农民起义和迎接北伐军进城运动。当北伐军兵临武昌围城时，守敌拼命顽抗，北伐军久攻不下，全城被围数日之久，时叔父在中学时期半工半读，参加工作的地方在武昌，住在远安同乡会会址内，不幸亦被围在城内。即时处在水深火热的市民，援尽粮绝，特别是粮食一项奇缺，就连粗糠每升都售到银元三元。武昌城内民众真正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叔此时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可谓身陷绝境。幸该同乡会的“红鞋子”相救接济，才免于饿死。“红鞋子”为同乡远安缙绅陈临川(时为省参议员)包养的小妾，姓万，时年十八九，年轻貌美，同乡会即成为陈临川在省城的金屋藏娇之所。陈年老，万氏很年轻，二人在一起出入公众场所时，万氏经常着一双红缎鞋，分外娇艳，时人戏称“红鞋子”作为浑号，当武昌被围时，陈适回远安县城久住，独万氏一人身处危城，空闺独守，当得知叔公现状，又幕叔父人品，伸手给予搭救，危难中一对有情人，情缘并出，“红鞋子”捐其所有的妆饰手饰作为二人生活之资，共渡危局。尔后陈逝，万氏不得已小居于武昌蛇山之阳的一小屋中，黄腊青灯，孤守空园。叔父因三民社案远逃北京、天津，环境所迫，有情人劳燕分飞终难成双。叔父从政于浙江后，已有了眷属高婶，仍深深眷念“红鞋子”，其叔父高婶母亦知其情，并不追究，还敦促我在武汉应多加照顾。1936年(民国25年)夏，在我去杭州返汉时，高妽母叮嘱我回武昌后要亲自去探望。我找到“红鞋子”家时，时逢万氏之外甥熊西庚(时在武昌育杰中学高中部读书)引我入门探见，走人房内，我一眼望见其梳妆台上有一像框，像框内端正嵌有我表弟朱雷幼年时的像片，
    而且是叔父亲手所拍摄。一个抗日战争，武汉沦陷，“红鞋子”音讯渺茫。

    叔父高婶娘，有卓越的活动能力，曾帮助叔父在政坛上做过不少事，且温良贤慧，对下人不摆架子，很有教养，一生无怨无悔。八十年代高婶母来北京儿子家久住(其子已在北京军区某部任师职)，久病不愈，临终叮属其子，不要将她逝世的消息告诉叔父，怕他受不了打击。时隔不久，叔父在香港逝世，也在临终叮嘱子女要封锁消息，不让其母知道。实际上他们双双都不知道对方已过世。叔公一生生活经历丰甚，解放后他以锐利的目光跑到了香港，没有去台湾，去香港呆了一段时日，又跑到马来西亚去当中学校长，我被捕后，从此数十年音讯隔绝。

    八十年代我从狱中出来，到处打听叔父的消息，登过报，找过浙江省政协帮助查找，没有结果。我在台湾，海外有很多同学，托他们帮助查找，也无音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叔父的一个朋友，原在中山大学任过校长，时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的杨玉清健在，于是我写信请杨老帮助找叔父。时隔不久，杨老写信告诉我，叔父现在在香港，名字由朱慧清改为朱渊明(含陶渊明之意)。1986年叔父终于从香港回到北京，给我寄来一百元人民币，让我去北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家里去见他，我与夫人在程老家里住了两三天，只知道北京方面留他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去做专员，他怕时代的变化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不愿留在北京。

      1987年叔父组团回湖北，其意参观葛州坝，也带来了眷属，在宜昌，叔父觉得宜昌离荆门这么近，就想回老家一趟，但到了荆门宾馆后，听说刘猴集归宜城所辖，要回刘猴老家又找不到路，仅在荆门城静呆了几天，看了一下龙泉母校，返回了武汉。到了汉口，叔公找到我说起这件事，我说您此行不与我打招呼，是否我们一起回刘猴，他说不必了，我好不容易从沙市搭船到汉口，这次未给父母烧根香，实为憾事，我得回香港去了。我问表弟朱琳的情况。他说，门当户对，朱琳做了罗贡华的女婿。我说你与张学良、余风至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一段时间，让我写篇文章发表一下，他说余也死啦，人们晓得事件真相的不多，要写我自己写。他说我们荆门的许滢涟、刘黎辉，我与他们都很好，都有接触，现在不知怎样。我说刘黎辉情况我知道一点，许滢涟情况不知道。他说荆门的毛泽我也很熟。因为，实际上我与他一样，从荆门读书到出外闯世界，也是很少返回荆门，知道的人和事不多，当问道荆门县政府秘书科长陈祥鹤，我说他是我的同学，现在在汉口。他说这次就不去看他们了。他说邓家泰，我说他是我同学，他在北京做装甲兵司令员。他说以后找到我以前的故友，写些材料复印给我。尔后他说，我快百岁了，有些事，力不从心，不是我不想做，是没有时间。再说根据原来的文化大革命和各次运动，一个人在社会上是渺小的，力不从心;他说我原来写的《掌故漫谈》现在看来文字有些粗糙，你能给我改一改，处理一下，史实不要动，我欣然答应。未曾想，叔父患有高血压，回香港后在浴池内洗澡摔了一跤，一病不起，结東了他传奇的一生。由于是1997年，香港回归，我的表弟表妹封锁消息(怕我知道)，我一直不知内情，更没有去奔丧，至今都内疚。下面将叔父写的两篇遗稿附后以飨读者。
                                  2020年2月28日整理于文渊阁（李勋明）